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单靠财政投入和农村自身积累很难满足乡村振兴的资金需求,充分发挥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尤为重要.但由于农村存在对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信贷有效需求不足、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单一、贷款风险管控压力较大、普惠体系建设难以推进、银行资本的逐利性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制约因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此,需要提高对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认识、支持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加大乡村振兴的金融供给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化解机制、完善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体系、加快农村金融管理改革等,从而促进农业结构升级、产业兴旺、农民增收富裕富足,使乡村风貌换新颜.
音乐数字资产是指个人或者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数据形式存在的音乐声音文化资产.在音乐产业与数字化融合的过程中,音乐资源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转换成音乐数字资本,然后经过证券化演变成音乐资本,逐渐成为促进我国音乐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的重要力量.音乐数字资产既具有资产的一般属性、音乐资产的普遍属性,又具有相应的技术性、即时性、准确性、拓展性、便捷性等特殊属性.音乐数字资产的生产经营模式历经了从双边封闭模式到单边开放模式再到多边开放模式的变迁,其消费模式主要分为免费消费和付费消费两类.面对音乐数字资产发展版权秩序混乱、侵权盗版现象明显,付费意识薄弱、交易不规范,金融风险隐患较大,内容良莠不齐、难以实时监管等问题,进一步规范我国音乐数字资产健康发展应构建相应的数字音乐版权治理体系、音乐数字资产定价与交易体系、数字音乐平台协同治理体系,防范NFT过度炒作音乐数字藏品.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理念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创新,既具有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特征,也具有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的特色,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宣言和道路选择,对加速全球现代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高质量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家发展的"硬核"实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快推动绿色发展,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要素分配是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起点,劳动和资本要素份额的相对变化是考察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表征之一.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三种不同的数据来源[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投入产出表和分省收入法GDP],考察中国行业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发现自2010年以来,中国劳动份额持续增长,增长幅度超过3个百分点,且逐渐趋于稳定,这表明全社会要素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有所缓和,并且三种数据来源估算的劳动份额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结构性分解结果表明,虽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降幅明显,但其行业内劳动份额涨幅也较为可观;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经历了增加值占比和行业内劳动份额的双重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和行业内劳动份额同时呈上升趋势,这是全国劳动份额上涨的主因.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需要持续提升劳动份额,可以考虑从构建稳定的就业空间和合理的工资分配制度着手,尤其需要注重提升制造业劳动份额.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力的产业人才支撑.在新时代人才强国背景下,要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展,实体经济快速提升,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厘清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需求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专业技术类人才和市场营销类人才的需求量较大,产业内的企业更青睐于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才,近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求的人才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目前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人才资源供不应求的阶段.基于此,应转变企业引才观念,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机制;增设相关专业,扩大对口专业招生规模;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复合型人才培养与引进模式等,以期缩小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供给缺口,进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人才的深度融合发展.
马克思关于分工、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理论,是解读资本与数字劳动关系及其整体推动现代数字景观形成的理论前提.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现代结合,不断驱动虚拟化;与数字劳动共同推动形成数字分工,从而不断生成现代性幻化.资本与数字劳动现代性幻化不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正义的实现,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此,应确立社会主义数字劳动的基本原则,建立合理的数字劳动规则,同时培育新型数字化生存的实践主体,以期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文章对科技自立自强的内涵及理论逻辑进行深入研究,表明科技自立自强是自主创新的高级发展阶段,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的科技管理体制不完善、创新主体协作关系不强、创新资源配置不均衡、创新人才投入不足等问题,从科技创新体制、主体、资源、人才等方面提出优化创新生态体系、建立创新共同体、构建各类创新要素市场、创新人才引育双重机制等主要路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经济范式进行颠覆性重构的现代化产业模式和组织运行系统.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创新性和需求导向性等特征.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是推动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动能."新基建"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作用机制包括要素配置效应、结构转化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新基建"背景下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约束、技术约束和要素约束三个方面.以"新基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优化路径在于:增强"新基建"基础功能,调整产业体系发展目标;加强"新基建"制度供给,优化产业体系发展环境;加强"新基建"技术供给,激发产业体系创新潜力;加强"新基建"要素供给,夯实产业体系要素基础.
构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导向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绩效审计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首先廓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绩效审计价值和审计模式的基础,以PSR模型为依据,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审计多方互动视角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中心、三位一体"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绩效审计联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审计机关开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绩效审计监督调查时,要坚持传统审计和大数据审计相结合,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绩效审计从数据化审计逐渐走向智慧审计.
社会生产目的及其实现保障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生产目的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生产目的的保障.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体经济发展地位下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协调不合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生产目的,需要坚持和完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重视和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努力促进经济均衡化发展、优化升级经济结构、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等.
乡村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农村面源污染是制约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因素.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具有发展农村生产力、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生产力欠发达,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农村难以有效推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制度不完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根本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传统的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向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消除农村面源污染来源,并不断完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制度,最终探索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长效路径.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推动全国城镇化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必将对我国城镇化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将直接改变经济和金融资源的布局和结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商业银行必须重视和顺应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来的金融价值与需求,及时调整金融结构秩序和重心.要坚持金融发展的初心,使金融资源相对下沉,为县城城镇化建设提供多元、专业、系列产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着力拓展特色金融领域,做大做优供应链金融,强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为县城城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且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的金融资源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与有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密切相关,最为重要的是精准认识和判断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现有产业优势升级、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和提升等.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与强化的重大风险具体表现在四大方面:现有产业优势加速弱化、潜在产业优势提升滞后的风险,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培育和促进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政策着力点的偏差风险,中国部分产业政策偏离甚至背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风险.把握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应实现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领域全面自主突破、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重点自主突破、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领域重点自主突破以及掌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部门深度融合的自主创新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数字化正在前所未有地塑造着资本主义的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化时代,作为与大数据技术体系相融合的数字资本主义,是"普照之光"抑或理论建构?数字资本主义催生的新型劳动组织形式——数字劳动又是否具有生产性特征?大数据技术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自由"的可能性释放还是"支配"的现实性回归?这一时代问卷需要回溯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依托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出贴近时代、符合实际的回答,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认清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从而克服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好地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因各国国情不同,现代化道路没有普适模式.文章从指导理论、基本目标与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演进路径.从指导理论看,"守正"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基本目标看,"守正"是始终重视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是目标更全面、更多元,追求"五个文明"协调发展,超越了西方国家追求的单一物质目标.从实践路径看,"守正"是始终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创新"是探索出了"从温饱到全面小康,从工业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渐进式演进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以"守正创新"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城镇化提质增效的核心目标之一,土地权益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使用国家卫健委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拥有农村宅基地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证实:(1)拥有宅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倾向于不在流入地落户;(2)宅基地面积对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落户意愿的影响不一,对于没有产权住房的、无个人社保卡的或是户籍所在地级别更低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拥有更大的宅基地面积其更愿意市民化,这一影响在有产权住房、有个人社保卡或户籍所在地级别更高的农业转移人口中不显著;(3)农业转移人口购买产权住房或拥有个人社保卡的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拥有产权住房和个人社保卡强化了拥有宅基地对市民化意愿的负向影响,这部分人更看重宅基地的财产和资产保值、增值功能.因此,未来我国应明确农业转移人口的农村土地政策,完善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并注意保持政策前后的连贯性.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金融风险指数,建立S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金融风险来源.研究发现,中国金融风险来源于两种渠道:一是与实际生产过程相联系的资本循环渠道,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货币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虚拟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导致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背离,进而这一渠道逐渐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二是数字货币等新的货币形式不断竞争,引起货币去中心化发展,进而引发货币汇率变动风险.数字货币等新的货币形式的发展对引致中国金融风险的作用程度明显大于资本循环过程中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背离的作用程度,这表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等基本职能的不稳定性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基础来源.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的重点在于:有效监管由数字货币等新的货币形式的去中心化发展引起的不良竞争,稳定人民币汇率;重点防控虚拟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将其限制在现实资本循环过程中,减缓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背离所引致的金融风险.
颠覆性创新理论从提出到成熟发展并没有经历太长时间,其内在的逻辑框架结构亟待进一步完善.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颠覆性创新技术识别的研究较多,但是围绕颠覆性技术成长路径开展的研究不够,尤其是在制约因素、形成机理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概念、内涵及特征的总结评述比较多,但缺乏从多学科的视角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较多采用文本分析与语义分析方法进行个案研究,但缺乏对颠覆性创新的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鉴于此,文章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颠覆性创新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从制造业颠覆性技术的选择开始,探讨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及实现方式,诠释颠覆性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并在与渐进性创新相比较的过程中发掘颠覆性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认为应设立颠覆性技术研究与发展的专门机构,注重颠覆性创新管理模式,加强原创性研究,培育潜在市场需求,以此推进我国制造业颠覆性创新.
多主体参与和多元主体自觉的高度集聚对广西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意义重大.要做好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永续发展,农村脱贫对象的内生发展能力不可或缺.文章基于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的分析框架,描述国家帮扶格局和广西脱贫攻坚战中的主体自觉,通过比较脱贫攻坚典型案例,分析广西农村脱贫对象的主体能力,提出广西农村脱贫对象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策略和保障措施.各级政府以政策制度供给和要素资源支持培育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能力提升的土壤,在"乡政村治"架构下提升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的能力,为培育农民自我发展能力赋能.通过培育脱贫对象内生发展能力,多主体共同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目前全球粮食新形势要求我国具有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而种子安全是促进粮食安全迈向更高阶段的重要保障和关键所在.文章基于相关文献,以粮食安全为导向、以农作物种子为研究对象,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品种安全、产业安全四个方面十三个维度来界定种子安全的基本内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种子安全的优势和困境.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种子安全基本得以保证,但仍存在供需结构失衡、制种风险升高、质量标准过时、监管体制落后、无效创新较多、合资经营威胁等问题.因此,应把握种子安全的全局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处理好种子安全中四种安全之间的关系,发挥各主体作用,构建平衡、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种子安全观念和机制,全方位支持国家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