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2007-2017 年我国省级地方官员更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模型,分析不同地方官员变更条件下金融分权化改革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完善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制和深化金融分权化改革的结合,能够有效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地方官员正常任职的条件下,金融分权化改革的推进能够显著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地方官员更替强化了金融分权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央—地方间金融分权和政府—市场间金融分权对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升效果能够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因此,完善官员异地交流制度,有序推进并协调配合不同层面的金融分权化改革,既有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更有助于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金融风险指数,建立S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金融风险来源.研究发现,中国金融风险来源于两种渠道:一是与实际生产过程相联系的资本循环渠道,在资本循环过程中,货币资本积累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虚拟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导致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背离,进而这一渠道逐渐成为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二是数字货币等新的货币形式不断竞争,引起货币去中心化发展,进而引发货币汇率变动风险.数字货币等新的货币形式的发展对引致中国金融风险的作用程度明显大于资本循环过程中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背离的作用程度,这表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等基本职能的不稳定性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基础来源.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的重点在于:有效监管由数字货币等新的货币形式的去中心化发展引起的不良竞争,稳定人民币汇率;重点防控虚拟资本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将其限制在现实资本循环过程中,减缓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背离所引致的金融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加剧,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为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政策选择提供依据.基于2004～2018年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风险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政策渠道:一是来源于各类型经济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二是来源于不同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保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提高经济政策透明度,更为关键的是,提高政府在不确定性时期的政策选择能力.为维持中国金融稳定,政府应当减少对银行信贷的干预,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金融市场的引导,加大贸易政策开放度,降低货币政策对外汇供给的依赖,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政府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省级宏观经济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2)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而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通过降低银行资产收益率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并且财政扩张的负面影响大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3)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更大.文章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之间的联系提供参考.

2019年我国经济学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与路径、 不确定性和风险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波动、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财政政策效果与财政政策转型、 治理转型与绿色发展、 收入分配公平与宏观效率、 开放经济下的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等问题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提出了以金融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路径.首先从理论方面阐述了该路径的有效性;然后将其应用于四川省经济增长实践,分析发现:2008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但是自从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之后,信贷余额在高基数上持续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一直为负增长,表明2008年之后的四川省信贷投放并没有提振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提出了引导金融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2018年我国经济学界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再平衡与我国宏观经济态势、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财政政策及其宏观效应、货币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平衡等问题, 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本文尝试将境外部门纳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中,考察境外金融资本和外资企业影响金融分权的理论机制.结合2005-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GMM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境外金融资本和外资企业对我国金融分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境外金融资本规模的增大明显地提高了我国金融分权水平;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内资企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强化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资源分配的动机,最终推动我国金融分权化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对金融业坚持开放而又审慎的原则,同时,加强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强化金融可得性建设,逐渐减少对外资的依赖,规避外资对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

2017年我国经济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波动、 全要素生产率、 宏观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转型、 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宏观经济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见解,为认识和解决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