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组织体系的大脑，中央领导机构组织形态的变迁反映了时局变动与中共组织的调适。从中共组织建设进程来看，1921—1925年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名称和结构上，呈现为从中央局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单层继替、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的组织合体到三层复合结构；在性质上，呈现为从临时性到正式性、特指性到泛指性、单层性到多层性的变迁轨迹；在成员构成上，呈现为由知识分子为主体向工人为主体的变动，且成员南方化趋向明显；在驻地上，呈现为以上海为中心，北迁南往的特点，且驻所主要分布租界内或租界与华界交界地带。这既反映了“作始也简”的初创形态，也因承了近代革命群体和革命重心偏南方的轨迹。
“苏维埃”是1919年在中国出现的词语，其后在知识界流行，为苏维埃革命的实践展开与话语形成打下一定的基础。中共将苏维埃革命概念运用于中国革命，始于广州起义，其内涵认知与话语表达到1928年夏中共六大时基本成型并继续丰富，成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中国革命的政治模式和阶段表征。苏维埃革命概念表达了当年革命面临的危机尤其是中共挽救危机的思考奋争，涵盖了政治制度、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等内涵，真实展现了当年革命的发展空间、实际可能、现实条件和特点性格。作为特定的话语体系，苏维埃革命概念具有不应忽视的历史价值。它在革命实践中所传播和化约的许多核心词汇、精神价值，融入20世纪中国革命逶迤前进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宏大话语中，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面相、生动内容和深刻本质。
革命老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旨在通过老区乡村发展进行空间重构和系统重塑，是新时代全域建设品质生活新家园的系统性举措和逻辑性延伸。革命老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需要科学研判赣州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形势，针对革命老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在空间布局、产业提质、治理提升、改革赋能、未来乡村谋划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难题，厘清革命老区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在推动老区乡村赋能提质、增进老区民生福祉战略平滑过渡、创新探索促进革命老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有效途径等领域的理论蕴涵。在优化空间分布、突出功能定位、强化支持政策有效供给、全面激活乡村发展要素、优化老区乡村发展环境等领域持续发力，是增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途径选择。
五四运动后，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开始进入中共党组织。在1920年代，对于这个新兴的革命政党而言，如何提升各地成员的纪律性与战斗力成为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开始着手制定党、团内部的训练规范。具体而言，中共在建立之初时，明确规定将各级代表大会作为训练成员的主要方式，同时规定将“小组”作为日常教育和规训党、团员的核心场所。然而，在地方实践过程中，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共对于党、团员的教育训练工作不断遭受冲击和挑战。以广东为例，国共合作开始后，区委领导忽视训练任务；支部书记指导能力不足；一般党、团员抵触训练工作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党内训练在地方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中共及时对已有训练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别提出增设“训练班”“支部书记联席会”“支部批评会”等，这体现出中共党内训练方式的提出与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务实性、灵活性的特点。
苏区文艺是一种独特的革命文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苏区文艺的发生不只是一种革命的美学现象，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苏区，文艺与革命呈现出最直接和最现实的联系，文艺与革命“化合”为一体，文艺成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苏区文艺是革命最直接的感官动员方式、最现实的仪式生产媒介和最生动的文化实践形式。革命者以文艺为媒，组织政治集会和革命庆典，制造火热的革命场面和感性的革命“现实”。苏区文艺的本质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且是苏区军民组织化的生活形式。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加速演进，数智技术对康养等新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赣州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一体化”大康养产业数智化转型面临现实困境。基于此，应树立数智赋能赣州“一体化”大康养产业的发展思路，全局谋划大康养数智化“破圈”设计，加快释放数字红利；完善医养核心环要素支持，推动形成“数智医护”新引擎；加强“需求导向型”服务建设，提升康养相关方数智素养，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推进赣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以高昂的战斗士气，顽强坚韧地与日军作战，军队的“战时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中共逐渐开创、发展、完善了一套在作战中进行动员工作的运作机制。战场动员以连队为基本单元，以党支部为核心，直接对士兵展开，贯穿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在深化动员的过程中，中共以在战地制定具体化战斗口号、开展思想动员、发动革命竞赛、组织慰劳部队、追悼烈士活动等方式，充分激发士兵的战斗热忱，强化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心理认同，增进军民之间的血脉联系。这一系列丰富而精致的战场动员工作，是中共军队以弱敌强、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共独立领导的军事斗争陆续展开，专职修造武器的兵工队伍应运而生。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共组建的苏区兵工队伍成分复杂，成员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为保障枪支弹药的充分供给，中共通过采取民主管理、政策优待、生活关心、政治启发、技术提升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塑造出一支有觉悟、有能力的红色兵工队伍。在中共的高效组织下，苏区兵工队伍克服设备简陋、原料匮乏等诸多困难，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不仅为支援红军作战、保卫苏区安全做出巨大贡献，也为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工业的创建积累起丰富经验。
湖北团组织初建时声望较党组织高，党组织以党团分化削减团组织力量，引起团组织不满，致使在武汉唐生智政权溃败时，党团围绕是否应举行暴动产生分歧。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团湖北省委互争雄长，武汉暴动失败之责问题得不到解决。团湖北省委诉诸中共中央，中央派中共湖北特委前往查办，但中共湖北特委偏向团湖北省委，对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处置有失偏颇。最后中央重新考量湖北暴动争议问题，为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正名，结束了多方纷争局面。党团对中国革命发展路径认知的不同，是造成两者诸多纷争的缘由，也是中共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革命道路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之所在。
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苏区战场上取得了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但并未达成彻底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第五次"围剿"以红军成功跳出国民党西路军、南路军封锁线进行长征,国民党军"围剿"失败告终.揆诸史实可以发现,虽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军事决策问题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结果是历史合力促成的.从财政视域出发,南京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其对"新战略"的制约,以及紧张的军费问题都对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共党史党建”成为一级学科后，如何继往开来，党史研究者理应予以思考和回应。根据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特质，提升中共党史研究水平应当进一步明确中共党史研究的“所关”与“所指”，找好学科定位，完善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准确把握中共党史研究的“立意”与“立题”，紧紧围绕党史研究的特有格调，积极拓展不同的研究主题；提高研究成果的“文质”与“文气”，既言之有理，亦言之有物，为读者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提升中共党史文论的“说礼”性与“说理”性，使其在自然流露对党的敬畏之心的同时，也能突出研究的科学理性；处理好中共党史研究“材质”与“材料”的关系，提高史料辨别、解读、运用能力，从而使中共党史朝着“大党史”的目标进一步迈进。
考察苏维埃革命的源起，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在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宁都县域内，各地区革命源起模式各异。在交通便利、经济相对富庶的城关区和黄陂，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承担起在本地宣传和发起革命之重任。在相对封闭且地方控制力强的横坑和南团—汉口区域，外来革命者借助当地豪绅之力发起了苏维埃革命。在较弱势的边缘区域里迳村，村中的“边缘群体”主动“接头”发起了革命。在内聚力强大的东龙村，红军强势介入后革命得以兴起。因各地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权力结构具有多样性，革命在各地兴起的方式、主导和参与的群体也具有多样性。
《大革命运动的中心：1921—1927年的广州》一书系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大革命运动中心的独具特色的高质量著作，弥补了对地方大革命史特别是作为大革命运动中心的广州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的缺憾。全书紧扣广州是大革命运动的中心这一主题，从军事人才的造就营地、省港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农民运动干部的培养摇篮等七个方面展开研究，系统阐述了广州在大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底色和中心地位。该书展示了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史论结合、层次分明，革命底色鲜明的显著特色，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历史提供了助益。
八七会议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过程中,陕西地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探索.他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创立了"三色"革命理论,并进行了不同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在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先后汇集各路兵变、改造的农民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红二十六军是多源合流而形成.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期,部队尚未形成如何正确处理内部分歧的机制,发生了"三甲塬缴枪"事件.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建立时期,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几乎全盘接受了"左"倾路线,导致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屡遭失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频频更替,是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并非所谓"刘阵营""谢阵营"斗争的结果.
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的剥削话语在政治理论和实践层面试图界定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以推动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剥削现象和制度，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剥削话语以阶级分析为核心，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各阶段的农村土改中，中共剥削话语的作用并非仅仅明确或打倒斗争对象，而是在查找剥削者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基于阶级意识的新的革命同盟关系和与之相协同的乡村革命伦理价值体系。
民国初年，大刀会从安徽、浙江等地传入闽北，随后在福建其他地区陆续出现。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中共福建组织从策略上主张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解决乡村社会革命与大刀会组织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地方革命政党同大刀会组织之间却展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闽北独立师与以林熙明为首的大刀会展开了从接触、中断、结盟直到最终决裂的互动、博弈的历史过程。闽东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则顺应群众心理，组建赤色大刀会，并成功实施“甘棠暴动”。不过，地方革命政党在灵活处理和应对大刀会组织的同时，也受到其迷信、摇摆性与顽固性的影响。闽北和闽东革命政党与大刀会组织之间呈现的外部联合与内部嵌入的结合样态，透视出中共乡村革命颇具复杂性和多歧化的历史脉络及微观本相。
安源是秋收起义策源地，为秋收起义的爆发蓄积了深厚的革命力量，提供了原动力。作为秋收起义的“大本营”，安源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起义的指挥中心、发动地和预备退却地。安源也是秋收起义军队的诞生地，以安源工人为骨干组成的第二团，是秋收起义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在秋收起义后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安源以及安源路矿工人仍然贡献颇多。总之，安源在秋收起义及之后的诸多关键节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土地革命初期，自流井因拥有四川最大的富荣盐场而成为各方军阀争夺、盐商云集以及中共关注之地，军、商、党三方为其各自的政治经济诉求展开了多方博弈。军阀对中共的态度从忽视到重视，从默许合法化工运到派兵镇压，极力维护其在自流井的权势主导地位；小盐商因其经济利益与中共工运目标有部分契合之处，某一时期内采取了支持工运的态度，而大盐商则坚决反对工运，工运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小盐商逐步完成代际更迭的引线。中共则通过组织四次大罢工，在自流井盐工和群众中获得威信，成为自流井社会力量中的一股“激流”。
从抗战全面爆发至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几经演变并最终在苏北定型.发展华中之初,江北豫东彭雪枫部与江南陈毅支队同步展开.1939年5月,中共考虑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领导核心,但国民党反共摩擦使皖东根据地失去可能.1939年底中共决定以苏北为突破口建立战略支点,通过八路军与...>>详细从抗战全面爆发至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几经演变并最终在苏北定型.发展华中之初,江北豫东彭雪枫部与江南陈毅支队同步展开.1939年5月,中共考虑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发展华中的领导核心,但国民党反共摩擦使皖东根据地失去可能.1939年底中共决定以苏北为突破口建立战略支点,通过八路军与新四军战略配合解决苏北顽军韩德勤部,最终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向华中发展的战略支点演变是新四军在敌、我、顽三角斗争中复杂情态的呈现,中共领导人综合考量地形、给养、敌情、国民党军队等因素,充分运用政治智慧进行战略选择与策略调试,打通了华北与江南的联系,取得了建立战略支点的基本经验.
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包括某区域或地方的党史国史作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材料基础上的党史国史个案性史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与突破口.文章拟从相关资料基础、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田野调...>>详细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包括某区域或地方的党史国史作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材料基础上的党史国史个案性史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与突破口.文章拟从相关资料基础、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应用三重取向,就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与反思,希冀进一步推动党史国史研究趋向更为健康与切实的学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