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凤阳"大包干"指的是小岗生产队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事实上,最初的凤阳"大包干"指的是"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而小岗生产队的"包干到户"则是其不断发展的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凤阳"大包干"制度经历了由"包干到组"到"包干到户"的演进,也见证了 20世纪 60 年代安徽"责任田"制度的新生.在此过程中,农民的自主行为与国家的干预措施相竞合,构建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并行的双轨改革机制,实现了凤阳"大包干"的制度生成.

大别山区党、团自建立后,便以分化方式调整二者关系,分化工作受到各区域组织发展状况影响,并在国共分裂与"立三路线"冲击下遭遇顿挫,难以持续推进.鄂豫皖党中央分局、团中央分局成立后,就调整二者关系做出详细指导,但是相关政策却未能充分落实.大别山区党、团分合不定,党团关系调适工作呈现滞后性、反复性与脆弱性的特点.大别山区中共早期党团关系的演进与调适深刻反映了中共党团关系走向成熟的局部复杂图景.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as local elites used traditional social resources to establish peasant associations and fight against 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And this became a “bridge”for the peasants in the Huangma area to the riots.Local tyrants and evil gentry introduced gun clubs to fight against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for self-defense.As the grievances between the peasants and the local tyrants and the evil gentry were already deep.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a “semi-spontaneous, semi-leadership”.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riots, the Hubei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dispatched cadres to Huangma area, but it also failed to alleviate the phenomenon of revenge and burning.The circumstances continued and strengthened the “semi-spontaneous, semi-leadership” situation in the Huangma area.Until Mulan Mountain and Chaishan Fort Period, the Huangma regional party organization began to reflect on and correct this bloody fighting situation, and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nd revolution.

"商南事变"是中共早期组织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大别山区中共革命行进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事件表明,在地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地方党组织会做出违背中共组织原则与纪律的不当之举,中共上层政策在鄂豫皖边区难以得到严密贯彻.然而,地方党组织之地方主义自有其缘起、流变、激化过程.革命初期,商城党组织借用民间社会资源的举措、地方红军的保守特性以及潜藏在党员干部群体中的土客冲突皆是"商南事变"的重要侧面."商南事变"成为中共中央整治鄂豫皖地区党组织及红军的诱因,但相继成立的鄂豫皖特委与鄂豫皖中央分局解决问题乏力,"商南事变"成为"左"倾情绪影响下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整肃商城党组织之口实.

湖北团组织初建时声望较党组织高，党组织以党团分化削减团组织力量，引起团组织不满，致使在武汉唐生智政权溃败时，党团围绕是否应举行暴动产生分歧。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团湖北省委互争雄长，武汉暴动失败之责问题得不到解决。团湖北省委诉诸中共中央，中央派中共湖北特委前往查办，但中共湖北特委偏向团湖北省委，对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处置有失偏颇。最后中央重新考量湖北暴动争议问题，为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正名，结束了多方纷争局面。党团对中国革命发展路径认知的不同，是造成两者诸多纷争的缘由，也是中共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革命道路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之所在。

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党团组织掌握民团、武装工农的地方实践,毫无疑问属于中共兵运工作的重要形式和客观事实.相比较前人研究成果而言,这种兵运工作尚有"地武打入型"嵌入类型值得深入挖掘.本文关于中共豫南革命与商城民团的研究,提供了此种"地武打入型"案例.在此案例中,就整个嵌入自主的过程而言,融合、分裂与对立状态依次在中共与民团双方博弈、互动的史实中得到总体呈现,这种呈现方式共同演绎出乡村社会变革走向愈益激进化的历史脉络与逻辑.

6月26日下午,合肥市泓瑞金陵大酒店三楼淮河厅內,喜庆祥和,专家云集,宾朋满座,百余位专家学者与师生共同见证了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揭牌仪式.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复建于共和国百业待兴之际,浴改革开放春雨,沐高等教育新风,六十余载,继往开来,师长同学,锐意进取,教学科研,齐头并进.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已经关注并传达出有关女子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的话语,但这些话语表述较为零碎,尚未形成体系.民国初年,随着系统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师复主义逐步形成,刘师复对无政府主义的婚姻观进行了整合,并提出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两大主张,这既吸收了前人的思想资源,又将无政府主义婚姻观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加以深化与系统化.然而,刘师复系统化的无政府主义婚姻观在自身实践上却惨遭"滑铁卢",陷入了现实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其理论自身的缺陷和现实阻力.

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对河南省的暴动政策曾一度调整.尤其是长江局的成立,成为中共中央对河南省暴动政策由激进渐趋和缓的重要尝试.然而河南省委根据暴动政策策动下级时,却面临地方党组织机构权限重叠、边界模糊不清的难题,同时基层党部在暴动执行中囿于上级"机会主义"的指责与重压,难以抑制"左"倾盲动主...>>详细中共六大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对河南省的暴动政策曾一度调整.尤其是长江局的成立,成为中共中央对河南省暴动政策由激进渐趋和缓的重要尝试.然而河南省委根据暴动政策策动下级时,却面临地方党组织机构权限重叠、边界模糊不清的难题,同时基层党部在暴动执行中囿于上级"机会主义"的指责与重压,难以抑制"左"倾盲动主义的情绪,并通常以"冒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落差.

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在农村普遍推行"责任田"办法,但不到一年即被责令改正.安徽省委对改正"责任田"态度有一个从犹疑转向急躁的过程,基层则对此反应迥异,省委的改正计划在部分基层社、队的犹疑、抵触下,被迫向后顺延近一年,这表明省委的改正工作深受基层实践与诉求的影响.肥西县"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度远迟于全省平均水平,改正后由于利益驱使、社员群体诉求及社干的默许等原因,又出现大面积"回生"现象.这也提示我们,基层对改正"责任田"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基层社、队干部与社员群众的心理、对政策执行持久性的怀疑、对"政治风险"与生存危机的衡量权重等因素,直接影响了基层改正"责任田"的态度.基层社、队抵触改正,与其说是对"责任田"情有独钟,毋宁说是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社员群众所期待的制度,也并非包产到户与"五统一"相结合的"责任田"办法.

表面上互相对抗的“五四”启蒙和传统儒家文化,通过一种潜在思维结构联结起来.这种思维结构就是精神改造论的思维模式,即习惯性地沿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来思考问题:改造精神→塑造新人→由新人来实现政治目标.这三个项之间呈现一种一元线性的递进关系.从儒家的心性之学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五四”启蒙,这种思维模式一脉相承.如果说西方政治学说的思考方式是外在的、以主体观察客体的,那么这种思维模式则是内在的、主体内省的,受其影响的“五四”启蒙也成为与西方启蒙主义有很大区别的中国式启蒙.通过此种思维模式,儒家文化的某些观念即被带入到现代社会,其核心层面即是义理观的现代重构,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s portrait and quotations were everywhere in China. This modern form of cult was manifested in two ways: the cult of the Leader’s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use of his likenesses and quotes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the populace, and the defilement of the objects emblematic of the Leader by certain individual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newly discovered archives on a number of cases involving defaced portraits, photos, and quotations of the Leader,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micro-level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events, by which the “enemies” were identified and treated, and further tackles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concerning defacement, stigmatization and de-stigmatization, and the alleg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crimes in political campaigns.

“商南事变”表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在地方党组织中并未得到贯彻,事件背后反映的是以地方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因素对中共组织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随着中共上层布尔什维克化程度的提升,中共对传统因素的态度从利用转变为压制,由此引发中共上层与地方党组织间的分歧.囿于组织控制力所限,中共上层把权力伸向边区的意图在实践中屡番受挫,但组织控制和组织改造的努力仍在持续.

中共建政之初,政权尚待巩固之际,全国出现匪夷所思的“称王称帝”事件不下百起.作为个案“称王称帝”事件的安徽“韩朝”暴乱案,其实是许多农业社社员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目标是回到小农传统理想社会的农民式反叛,即暴乱.该案是粮食统购统销及农业合作化实践、一贯道道首及道徒煽惑、干群矛盾与冲突、社员本身的迷信谣言及升官发财思想作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案发生后,地方政府即进行剿抚并举的意识形态化应对,在各级党委与政府有效的社会控制及强大的组织动员面前,该案在初始阶段即被平息.平息之后,该案作为典型反革命案例,随即进入司法实践层面,通过此暴乱案在预审、终审、宣判及执刑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挖掘与描述,可见,加强中共的集中领导与控制、一定程度上遵守审判程序、贯彻群众路线及考虑案犯罪恶的历史与现行关系,是建国初中共最为重要的司法实践逻辑.通过该案的研究,为此种司法逻辑实践提供一个详实的个案研究补充.

1953至1954年间,在安徽省的淮河及长江水网地区发生大规模“水鬼毛人”谣言,并造成颇多群体性事件.但安徽省这次“水鬼毛人”谣言并非本地内生,而是从邻省江苏传入,由东向西,多在水网密布地区爆发与蔓延.该谣言在安徽波及范围非常之广,达30余县.谣言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走向意识形态化.“刑事犯罪分子”、“不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两类人是促使谣言走向意识形态化的制造者与煽动者.由于较早受到邻省江苏的警示,安徽省官方早在谣言大面积爆发之前即自上而下地应对,但处理过程中依然造成颇多干群冲突及乱果.在一些市县爆发尖锐的干群冲突之后,这种应对更是强力作为.其最大特点即采取“争取教育”、“严厉镇压”双管齐下的方式,通过组织、干部及意识形态化处理,逐步实现督责式政治解决.应该说,社会治安领域里这种“地方督责政治”模式,确实能够带来实效,却又暗含两难政治困境.

1950年代安徽农业"三改"是一场自上而下推动的农业生产改革运动.1953年9月6日,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首次提出农业"三改"的概念;1954年,"三改"开始"重点实验";1955-1956年,"三改"全面推行;1957-1961年,在"反右派"运动的背景下,"三改"扩大化.1950年代安徽农业"三改"从开始就遭到了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保守思想和抵触情绪"的抵制,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了宣传教育和训练技术骨干等举措,但运动中还是出现了"不园地制宜的盲目的乱干和强迫命令的作风",从而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愿.

郑位三作为鄂豫皖、鄂豫陕两个苏区革命的主要元老之一,从1958年11月到1960年5月,曾先后十几次接受地方党史调查人员的采访,就鄂豫皖苏区革命一些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独到思考并留有亲历谈话录问世。这些资料,对推进中共革命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皖西大刀会,作为民间自卫武装团体,带有浓厚的迷信传统及地域保土意识,它的存在是对乡村权力网络结构的一种牵制,并不自觉地通过反政府的叛乱而不断被政府化,也被地方精英默许为非体制力量的存在。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过程中,皖西豪绅多组织大刀会团体以图自保,这样,中共就必须将大刀会从地方性叛乱势力转化为全国性革命势力,或者说将大刀会叛乱这种传统乡村集体行动形式库转化为自主跨地域性、强组织性并带有浓厚阶级性的现代集体行动形式库。在革命践行中,中共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进行调适、分化瓦解,最终成功达到瓦解其组织,并使其会众步入革命阵营,成为革命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