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对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民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帮扶对象、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本文认为在脱贫攻坚转换到乡村振兴的情境下,应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脱贫攻坚时期帮扶对象主要聚焦于绝对贫困人口,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帮扶对象将转变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其治理目标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第二,在治理目标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帮扶机制要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超常规治理转向常规治理,以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治理;第三,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治理,需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着手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创新,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人类文明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华文明创新的应有之义,表达了中国智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为世界文明的重大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以其时代性的深刻洞察力唤醒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的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文明创新的集中展现,具体表现为思维方式、理论表达、实践路径三重维度.这一成果促进了提升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文化自觉、坚持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自觉,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党内法规的治理效能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重来源.其中,规范效力是党内法规治理效能的微观来源.作为一类独立的治理规范,党内法规有着专门的调整对象和相对独特的调整方法,其效力渊源包括政治、规范和价值三个层面.制度优势是党内法规治理效能的中观渊源.党内法规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施能够产生引领效应,这些都是党内法规制度优势的来源或表现.政治势能是党内法规治理效能的宏观来源.在功能上立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实施保障上依托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价值取向上服务于党的宗旨,分别构成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来源的功能性、保障性和价值性政治势能.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具有鲜明的内蕴和外显优势.当前实现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主要基于三个过程交互展开,即执政党"主导型"制度优势转化过程、参政党"参与型"制度优势转化过程和党际间"协作型"制度优势转化过程.但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认知、制度体系、制度执行和执行评价等层面上面临的问题日益成为制约其优势转化的关键性因素.立足制度优势转化目标,可以从四个层面破解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制约性因素,即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创新优化新型政党制度体系,强化新型政党制度执行,构建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评价体系.
以老年人就医行为为切入点检视当前医养结合模式构建中的政策支持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医养结合模式建构与老年人就医行为之间存在张力,具体表现为医养结合模式"长期收益"的设计理念与老年人就医"短视"的认知行为间,"资源下沉"的分配机制与老年人"人心上浮"的使用行为间,"市场化"的发展方向与老年人"相对保守"的消费偏好间存在系统性矛盾.政策悬浮是产生张力的来源,表现在医养结合政策宣导不足使老年人的健康自主性未能充分发挥,政策激励不够使老年人就医成本无法社会化分担,政策执行扭曲无法改变由上至下的医疗资源分配逻辑,政策配套缺位忽视了家庭照料者的刚性需求.张力的弥合之道在于,构建以居家社区为主的普惠式医养结合模式,打通医养结合在部门间、场景间和制度间的衔接障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的能力,催动老年人形成"以健康为中心"的医养结合理念.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强化系统治理,要系统性优化国家治理的价值机制、组织机制、制度机制、技术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高效转化.深化依法治理,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持续强化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以法治方式提高治理规范性,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稳定转化.发展综合治理,要将综合治理理念制度化、法治化,以党政主导吸纳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拓展治理工具、机制以综合施策,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协同转化.升华源头治理,要以预防预见性治理推进关口前置,以前瞻适应性治理构建长效机制,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持续转化.
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装备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硬件"支持,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和国内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增加,深刻影响装备制造业在关键环节和部分细分领域的转型升级进程.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技术创新"卡脖子"问题较为突出、产业内部结构失衡与供需结构矛盾并存、装备制造业发展模式绿色化转型迫在眉睫、巩固提升装备制造业全球市场地位十分迫切.据此,从财政政策支持的角度,要注重增加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与政策结构优化并重;财政收支政策支持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践过程中,应避免政府"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坚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双管齐下;充分考虑装备制造业产权性质、行业特征以及区域差异等异质性因素,统筹财政收支政策作用方向、强度、周期和时滞等影响.
市场流通在畅通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特别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必须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当前,在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市场流通循环的地方分割、流通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流通市场规则秩序的各自为政、流通标准制定的国际话语权缺失等问题,产生了某些流通梗阻现象,形成了影响畅通的诸多"小循环""弱循环""乱循环"与"难循环"的问题.从地方政府职能的视角分析成因,包括地方政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保畅责任缺失,地方政府提供流通领域公共产品的责任缺失,地方政府保畅通的"放管服"责任缺失,地方政府参与对外流通规则制定的责任缺失.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通流通梗阻的政府施策重点:一是强化地方政府区域畅通责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良好环境;二是优化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加大流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三是统一不同区域流通规则秩序,强化地方政府的流通"放管服"职能;四是完善国际流通制度供给责任,增强地方政府对外流通规则制定话语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既是满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求的制度化安排,也是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生活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的落差使部分老年人成为数字化传播时代的弱势群体,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凸显.为此,需要政府、社区、企业、家庭和老年人自身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从优化顶层设计,充分释放政策综合效应、强化数字赋能,加快智慧社区建设、践行企业责任,持续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重视数字反哺,加快推动数字技能代际传递、倡导终身学习,全面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方面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等几个层面,为数字时代的老年群体赋能,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内在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充分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充分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突破核心技术、完成产业升级,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当前,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现实障碍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妨碍市场主体自由,带来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有序推进.导致行政垄断的根源是行政发包制,而造成行政垄断的规制障碍则是《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规制的不足.为此,必须通过法律的价值治理即以自由、平等价值理念来规制行政垄断,以及通过法律的制度治理即反垄断法律体系的制度优化等路径破解行政垄断,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法的滞后性易导致司法在面临"无法可依"境况时出现"同案异判"的结果.司法机关主要通过完善"类案检索"机制统一司法适用以缓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张力,然而判例的非法律渊源地位决定了"类案检索"机制的局限性.为实现类案统一裁判,应当探索一条司法裁判上升到立法规范进而指导审判的路径.面对司法与立法之间的鸿沟,在法院、法官二元结构下,实现从裁判到规范、从实体到程序两方面,都有一定的探索和经验.架构于理论正当与制度可能的基础之上,在实体、程序两方面突破及立法权下放的背景下,通过厘清立法中司法输入的理性边界,畅通立法对司法裁判的甄别、吸收机制,在理性的边界内实现从司法裁判到立法规范的升华.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切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本文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与共同富裕置于统一研究框架内,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为主题,在剖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基础上,开展实证检验和建设成效评价,并基于研究结论给出针对性建议.研究发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均对共同富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市场还在政府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有为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过程具备滞后性、非线性和异质性三个特征;有效市场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用具备双重门槛效应;31个省级行政区实践成效的评价结论印证了实证模型的检验结果.
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同认识.哈特、奈格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是劳动的主导形式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重心由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促进了共同性的发展,创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也孕育出当代一个"差异的、多元的、自由流动"的新主体——"诸众".而哈维指出,非物质生产理论强调的那些变化主要是消费领域发生的转变,对公共财富的剥夺是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为追求复合增长而做出的挣扎,随之产生的反抗斗争并非都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深入考察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揭示资本批判的当代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思想的充分体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赋予政府对个人信息安全的监管职能,构建了政府监管的组织架构.鉴于国内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中政府监管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可借助"制度—组织—结果"的视角,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制度安排、现实执行、整体优化进行分析.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面临"法不应求""协而难同""重心后置""威慑乏力"等现实问题,应从有法可依、高效协同、全程监管、科技赋能和社会共治五个方面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的整体优化措施.
康德主张,人们只有凭借理性的绝对命令约束感性的任意冲动才能达成自由;在他的见解影响下,人们也常常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自律",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扭曲了意志自由和现实自由的真相.其实,从实然视角看,由于现实生活中因果链条和诸善冲突的影响作用,人们达成的任何现实自由,一方面都在于从心所欲的"随意任性",另一方面又包含通过自我约束得以实施的"自律"因素,因而始终处在某种人们无法彻底消解的深度悖论之中.因此,如果我们否定了自由包含自律但又不同于自律而在于从心所欲的特定本质,不加辨析地将它与违心背欲的自律约束混为一谈,就会妨碍人们站在不同的应然立场上,处理和应对自由本身的这个内在悖论.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的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改进空间.考察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和各级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可以发现合规不起诉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一是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偏颇;二是合规不起诉中的合规考察期信息不透明、期限过短以及考察程序不一;三是合规考察程序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诸多问题背后是合规不起诉所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合规不起诉实践与现行规则的紧张关系;二是合规不起诉的理论基础薄弱;三是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念偏差.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完善路径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修正合规不起诉的基本理念;二是形成合规不起诉的理论共识;三是完善合规不起诉相关法律法规.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城市空间与智慧治理工具相较于传统的治理场景发生了显著变化.河北雄安新区在智慧城市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政策主客体通过大数据支持和智能技术手段合作参与城市共治共建、互联共享的合作式智慧治理模式,展现出较强的治理效能.但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也面临着政策迭代滞后、人才成长脱节、数据粗放利用、算法黑箱、数据偏误、技术依赖和情感缺失等一系列新生挑战.适时建构政策主客体参与共治的合作式智慧政策评估机制,推动治理人才与城市共成长,不断完善合作式智慧治理网络、人工智能分析决策效度保障机制,以及情感联结与智慧技术共融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新生挑战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