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PBRM1 in renal transplantation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IRI).Methods Three groups of kidney tissues(5 cases in each group)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normal kidney group(Control),stable allograft function(STA group),and ischemia injury(IRI group).The expression of polybromo 1(PBRM1)in the three group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The expression of PBRM1 after renal IRI was analyzed with 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data set and its mechanism was discussed.Finally,the expression of Pbrm1 in Th17 cells was verified in vitro.Results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PBRM1 in IRI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GSE180420 database analysis showed that PBRM1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IRI group compared with Control,and GSEA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BRM1 could promote the function of Th17 cells.In vitro experiments confirmed that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of Pbrm1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17 cells compared with Th0 cells.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PBRM1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renal IRI transplantation.PBRM1 may aggravate renal IRI by affecting the function of Th17 cells.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受者非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抗体特征及其与移植肾病理状态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2022年444例肾脏移植术后受者非HLA抗体检测资料,根据移植肾病理诊断结果分为排斥反应组(47例)、非排斥反应组(61例)、肾功能稳定组(336例).应用GraphPad Prism 9.0统计软件,分析肾脏移植术后非HLA抗体的特征,非HLA抗体与HLA抗体的相关性,非HLA抗体与移植肾病理状态的关系.结果 444例受者中,非HLA抗体阳性为69.8%(310例),与HLA抗体呈正相关关系(r=0.606,P<0.001),术后HLA抗体阳性受者非HLA抗体中位MFI值及和阈值的中位倍数高于HLA抗体阴性患者.排斥反应组,非排斥反应组及肾功能稳定组之间常见非HLA抗体存在差异.非HLA抗体与慢性肾小球病变(r=0.186,P=0.033),间质纤维化(r=0.265,P=0.002)呈正相关关系.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发现,非HLA抗体预测移植肾动脉炎(AUC=0.771)和慢性肾小球病变(AUC=0.741)诊断价值较高,但是预测排斥反应的能力不强(AUC=0.605).结论 肾移植术后非HLA抗体阳性率较高.排斥反应、非排斥反应及移植肾功能稳定受者常见非HLA抗体不同.非HLA抗体与移植肾慢性病变关系密切,并且对移植肾动脉炎和移植肾慢性病变的预测价值高于对排斥反应的预测价值.
目的 分析儿童肝移植术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PTLD)的临床及病理特点,为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20年5月至2022年5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肝移植科收治的肝移植术后PTLD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手术方式、术后免疫抑制方案、PTLD治疗方案、预后、临床表现、肝功能、血浆EBV-DNA、影像学检查结果,依据2016年WHO淋巴组织肿瘤分类进行病理学分型及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预后的特点.结果 肝移植术后经病理学确诊的PTLD患者8例,其中男性4例,女性4例,年龄为1~4岁.8例患者原发病均为胆道闭锁且均行亲属活体肝移植术.本组病例中,5例出现淋巴结肿大,5例出现消化系统症状(包括腹痛、肠梗阻、腹水、腹胀),4例出现肝功能异常,3例出现发热,1例出现肝、肾功能异常.血浆EBV-DNA平均为46072 copies/ml.本组病例中非破坏性、多形性和单形性分别占12.5%(1/8)、25%(2/8)和62.5%(5/8).5例单形性PTLD中伯基特(Burkitt)淋巴瘤、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和成熟T细胞淋巴瘤,分别占60%(3/5)、20%(1/5)和20%(1/8).患者确诊后均减量或停用他克莫司并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其中6例接受化疗,2例接受血液透析治疗,2例行局部占位手术切除治疗.8例患者中7例病情缓解,1例死亡.结论 PTLD的早期诊断、根据病理分型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有助于提高患者预后,接受化疗的患儿应警惕肿瘤溶解综合征并及时给予积极有效干预.
生物样本库是医学研究的基石,其保藏样本的质量会对下游研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1-2].随着样本科学、分子生物学和组学研究的发展,基因表达分析的可靠性受RNA质量影响已成为共识. RNA完整性作为判断组织样本质量的关键指标,是评价组织样本质量的重要依据[3],也是下游生物信息分析,特别是基因组学研究的基础和保障.因此了解影响组织样本RNA完整性的因素至关重要.
目的 通过对单中心209例次移植肝穿刺活检组织的病理资料回顾性分析,研究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病理学改变及鉴别诊断.方法 2013年8月至2023年4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145例患者共行移植肝穿刺活检209次,采用快速石蜡包埋和制片技术流程,常规行HE染色、Masson、D-PAS及网状纤维等组织化学染色和CK7、CMV、C4d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EBER原位杂交检测EBV感染.结果 急性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最常见,占36.84%,其次为药物性肝损伤,占23.44%,第3位为胆管并发症,占14.35%,此外还有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或复发、缺血/再灌注损伤、巨细胞病毒感染、慢性排斥反应、富于浆细胞的排斥反应、血管并发症、原发病复发、移植肝原发无功能及难以诊断的肝形态.病理学改变:急性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的诊断基于汇管区炎症、胆管上皮的炎性损害及静脉内皮炎,其中58.44%的病例可见经典的汇管区"三联征",药物性肝损伤最多见的病理改变为Ⅲ带为主的肝细胞变性、脂肪变性、肝细胞及毛细胆管内的胆汁淤积,胆管并发症表现为肝细胞和毛细胆管内胆汁淤积,汇管区内沿着界面分布的小胆管增生,增生胆管周围可见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细胞浸润,间质水肿.结论 病理医师需要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资料、用药史等资料综合分析并与临床医师充分沟通讨论后作出病理诊断.
阐述了CBDTM新型临床转化研究的概念:以患者为中心(center,C),建立标准化、高质量的重大疾病与人群队列生物样本库(biobank,B),开展高水准学科建设(discipline construction,D),推进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T),最终实现临床个性化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M).介绍了整个团队用 20 年的时间摸索出了一条从"样品"到"产品"的CBDTM快速转化研究通道,从患者亟需解决的问题入手,打造患者和健康者样本的样品库,对这些样本进行研究分析,产生大量的样本数据,建成有高质量的数据库,通过对数据的共享和分析,极大促进转化研究进程.提出当前生物样本库发展的痛点,分析目前生物样本行业存在的问题,针对"缺乏标准"这一重大问题介绍了现有的工作成果,包括创办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BBCMBA)和全国生物样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9),牵头推进了生物样本库团体、行业、国家与国际标准(共同召集人单位)的制定,推动国家认可准则的发布并得到国际互认等,展示了上海科创中心重大基础工程设施——上海生物样本库集约化生物样本库的创新模式.
目的 探讨建立设施完备、信息互通的规范化血液系统疾病样本采集、存储、管理、服务体系,实现全方位血液系统活细胞及相关血液成分的规范化保藏,为临床研究及转化应用提供资源保障.方法 血液系统疾病生物样本库集收集处理、质量控制、基因分析、功能鉴定于一体,另设有独立的存储区,具有与临床诊疗数据、组学信息联通的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以保藏血液系统疾病骨髓活细胞为特色,建立规范化样本接收、处理、存储及使用流程,定期进行质控检测,完善共享机制及运营模式.结果 血液样本资源库已保藏血液系统活细胞等各类样本共计超40万份,实现全部临床诊疗科室与疾病类型的样本全覆盖,并建立疾病来源iPSC七百余株.随机抽取新鲜和冻存样本6例,质量检测全部合格,为所院高质量科研产出提供样本支持.结论 通过全流程管控实现血液病理活细胞及相关组分的规范化收集、制备、存储和使用,建成以整合生物样本、临床诊疗数据、生物信息学等生物医学信息与资源为一体的"干湿"结合升级版生物样本库.
目的 研究胆道闭锁患儿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的病理形态学特征,同时探讨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程度的临床意义及危险因素.方法 分析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60例行肝移植治疗的胆道闭锁患儿的临床病理资料,观察胆道闭锁患儿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的病理形态学改变.根据肝外门静脉总管壁厚度的中位数,将胆道闭锁患儿分为门静脉轻度增厚组及门静脉重度增厚组.比较两组间Kasai术后自体肝生存时间.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胆道闭锁患儿肝外门静脉管壁出现不同程度增厚,以血管内皮细胞下间质水肿、纤维和成纤维细胞增生及少量炎细胞浸润为主要病理学改变.肝外门静脉管壁内膜厚度为110(30~640)μm,总管壁厚度为373(160~1320)μm,门静脉内膜厚度/门静脉总管壁厚度的比值0.341(0.105~0.636).对胆道闭锁进行分组,总管壁厚度≤373 μm定义为门静脉轻度增厚组,总管壁厚度>373 μm定义为门静脉重度增厚组.门静脉重度增厚组自体肝生存时间显著低于门静脉轻度增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asai手术史和胆管炎病史是影响胆道闭锁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程度的相关因素(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胆管炎病史是影响胆道闭锁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4.000,95%可信区间=1.272~12.578,P<0.05).结论 胆道闭锁患儿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以血管内皮细胞下间质水肿、纤维和成纤维细胞增生及少量炎细胞浸润为主要特征.胆道闭锁肝外门静脉管壁增厚程度可能影响Kasai术后自体肝生存时间.预防并治疗胆管炎,有助于减轻门静脉管壁增厚的程度.
随着外科技术不断的发展和改进,儿童肝移植现已经成为儿童终末期肝病、肝功能衰竭、遗传代谢性肝病及常规治疗手段无效的肝脏恶性肿瘤的最佳治疗手段[1-3].但移植术后排斥反应及感染等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仍是不可忽视的一大重点.国内学者研究显示儿童活体肝移植术后3个月发生细菌和(或)真菌感染率为36.4%[4],临床上由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致多器官功能障碍极为常见,其中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脓毒症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30% ~ 40%的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受到严重威胁[5].儿童AKI的起病原因复杂多样,其中脓毒症相关急性肾损伤病程进展更快,死亡风险更高.肾脏替代疗法是治疗AKI有效的方法,主要包括体外血液净化以及腹膜透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于2021年8月收治了1例婴儿肝移植术后脓毒血症休克、心功能不全伴肾功能不全,经肾内科联合会诊、邀请腹膜透析专科护士协助重症护理,积极抗感染并行床边腹膜透析治疗9 d后取得良好效果,现将护理体会报道如下.
目的 总结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的皮肤病理组织学特点,以期为该疾病的病理学诊断及分级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 对2018年8月至2022年9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10例肝移植术后发生GVHD患者的临床资料及皮肤活检病理学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入组标准:10例患者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完整;皮疹出现前无特殊用药史,且既往无皮肤病史.分别对其年龄、性别、皮疹的首发部位和首发时间进行总结,统计分析皮肤活检组织病理学表现,包括角质形成细胞空泡化、角化不良细胞、基底细胞空泡化、角质细胞坏死、基底层裂隙、表皮全层坏死、表皮真皮分离、小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表皮萎缩、上皮脚消失、色素失禁、真皮胶原化的发生情况,所有病例皮肤组织活检均行HE染色并由2名病理医师阅片.根据现有GVHD皮肤病理损伤标准进行分级分组,统计分析各组皮肤病理学改变的特点及规律.结果 本组病例中男性7例,女性3例,平均年龄为(59.5±6.8)岁;从移植后皮肤活检时间为9~48 d(中位时间31 d);10例患者均以皮疹为皮肤首发症状,发生部位从腹部向四肢及头颈部扩散,皮肤病理学表现中基底细胞空泡化和小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发生率均为100%,角质形成细胞空泡化和角化不良细胞发生率为60%,表皮萎缩和角质细胞坏死阳性率约为30%;基底层裂隙、色素失禁约占20%;上皮脚消失、真皮胶原化阳性率约为10%,本组病例中未见表皮全层坏死和表皮真皮分离现象,阳性率为0%.其中真皮浅层单个血管周围浸润的淋巴细胞平均数量在GVHD皮肤损伤Ⅱ级和Ⅲ级中的发生率均为100%.因此,基底细胞空泡化、小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可作为GVHD的重要病理学诊断依据,而角质形成细胞空泡化和角化不良细胞可作为GVHD病理学诊断的主要支持依据,且真皮浅层单个血管周围浸润的淋巴细胞平均数量对GVHD损伤分级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作用.结论 皮肤病理学特征对肝移植术后GVHD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作用,真皮浅层单个血管周围浸润的淋巴细胞数量是GVHD损伤分级、程度判断的重要组织学参考依据.
目的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探究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发生相关的风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实施的公民逝世后捐献供肾和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以及供肾活检病理资料,通过贪心算法筛选与DGF发生相关的因素的贡献度,再利用逻辑回归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利用模型精确度,受试者工作特性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ROC)对模型效果进行评估.结果 术后DGF的发生率为21.9%.与术后DGF发生相关性较高的因素包括供者体型、末次尿素氮、冷缺血时间、供器官小动脉病变范围、慢性肾小管萎缩评分(ct)和慢性间质纤维化评分(ci).使用上述因素建立预测模型,模型的AUROC约为0.71,预测准确率约为0.73.结论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分析DGF发生的风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以供临床预测DGF的发生风险.
临床医生、基础与临床研究最终目标是什么?无疑是为了解决患者的问题. 然而,过去20 年大量组学、高通量技术及分子医学研究,产生海量数据"分子"的文章与成果奖,真正转化到临床又有多少?我们临床医生遇到患者仍然有些束手无策[1].当今,政府出台"创业与创新"政策,建立健全临床研究人员奖励机制,临床转化医学的春天到来了[2-3].因此,临床转化新模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目的 探讨肝移植受者术后单用霉酚酸(mycophenolic acid,MPA)类药物的远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2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30例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上述病例从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方案因肾毒性转换为单药霉酚酸类药物免CNI类方案,并对转换前后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其不良反应进行对比分析,随访周期为2年.结果 转换后1年与转换后2年的肌酐(creatinine,Cr)水平分别为(83.5±24.3)μmol/L、(74.2±15.9)μmol/L.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分别为(77.7±9.1)ml/min、(86.1±6.5)ml/min.与转换前比较,Cr水平明显降低(P<0.05),eGFR水平得到明显提高(P<0.05).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水平前后无明显变化(均P>0.05).结论 肝移植远期的受者霉酚酸类药物单药维持,其安全性值得肯定,无明显不良反应,且其肾功能水平可从免CNI抗排斥方案中获益.
移植病理学是器官移植领域的重要学科,在肝移植精准诊治中发挥重要作用[1].随着全视野数字图像(whole slide imaging, WSI)技术和数字病理学(digital pathology,DP)的兴起,通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对组织病理图像进行深度学习,可以有效挖掘组织图像中人类视觉无法发现的隐匿信息,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AI辅助移植病理提高了病理学家对移植组织病理的分析效率和诊断准确性.在肝移植领域,基于AI的移植病理在肝移植供肝评估、受者原发病诊断、术中快速病理评估、术后病理诊断和肝移植结局预测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基于AI的移植病理在辅助肝移植精准诊断和治疗中具有良好的潜力、广泛的前景和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通过肝移植术前血栓弹力图(thromboelastography,TEG)和常规凝血试验(conventional coagulation tests,CCTs)相关指标,分析检测指标对于肝移植术中用血的预测.方法 对2016年7至2021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肝胆外科22例行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术前监测TEG及CCTs等指标,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肝移植以术中及术后输血为主,输注悬浮红细胞:冰冻血浆:血小板的比例为1:2.31:0.13.肝移植术中输注红细胞数量和输注血浆的数量与R、K、ANGLE、MA、PT、INR和APTT、HB和HCT具有线性关系.输注血小板数量与K、ANGLE、PT、INR、APTT及HCT具有线性关系.术前R、MA、HB、HCT可预测术中是否大量用血.TEG与CCTs具有一定的相关性.MELD评分>10分组与MELD评分≤10分组比较,术中红细胞用量明显增加(P<0.05),K值明显延长(P<0.05),ANGLE角明显减小(P<0.05),MA值明显减小(P<0.01),具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TEG和CCTs结合起来监测肝移植患者术前的凝血功能,对于肝移植术中用血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尤其对于肝移植患者术中大量用血的预测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有效控制排斥反应是临床肾移植获得成功的基石之一.结合临床和病理学表现,排斥反应的经典类型包括超急性排斥反应、加速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1-2].随着Banff分类的更新,2005年依据效应机制的不同,将排斥反应分为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 cell mediated rejection, TCMR)和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3].其中慢性活动性AMR(chronic active AMR,caAMR)是影响移植肾远期存活的重要病理机制,现有治疗手段有限且缺乏共识,本文将对近年来关于肾移植术后caAMR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背景 2022年12月发布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1)》中指出,我国器官移植临床和科研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1].肝脏移植现已成为治疗肝脏终末期肝病的常规方法,全球累计实施肝移植手术10万余例,我国肝移植数量位居世界第二[2].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丰富的优质临床样本资源作为支撑,以提供详实可信的实验结果服务医学研究[2].肝脏移植领域研究不断深入,高质量的生物样本资源对促进我国肝脏移植的临床、基础和转化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3].
1 Banff移植病理学会议的起源及其简要历程 Banff移植病理学会议(Banff Conference on Allograft Pathology,简称"Banff会议")创立于1991年,截止至 2021年,已经走过了30 年的历程[1-5].Banff会议及其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的建立和不断更新,是国际移植病理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的诊断及其治疗水平,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移植病理学.
目的 探讨因儿童胰母细胞瘤(pancreatoblastoma,PB)肝转移而进行肝移植的2例临床资料的病理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2例儿童PB多发肝转移的临床病理及免疫表型特征,采用免疫组化法对2例进行检测并随访,探讨肝移植能否作为晚期儿童PB治疗的新方案.结果 2例PB均以肝脏病灶为首发伴AFP升高,经影像学检查发现胰腺肿物,病理穿刺提示PB肝转移,经化疗后无明显缓解,行胰、十二指肠切除及肝移植术后,常规病理检查为PB并肝脏多发转移(Ⅳ期).免疫表型:肿瘤细胞同时表达AACT、CK、CK5/6、CD10、β-catenin及神经内分泌标记(Syn、CgA等).术后随访患者肝功能均正常,无肿瘤复发及转移.结论 儿童PB晚期发生肝转移时,肝脏转移灶的病理形态学特征及免疫组化表达与胰腺原发灶基本一致,对于肝脏多发转移的患者,经过肝移植可以获得较好的预后.
人肝类器官由于具有与靶器官类似的结构与功能,且可在体外稳定的长期培养、扩增与冻存,因而在多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类器官技术的肝类器官生物样本库也应运而生.为了全面概述肝类器官生物样本库的构建情况,本文首先综述了常见的肝类器官构建技术,进一步阐述了肝类器官生物样本库建设需考虑的关键要素,最后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推动我国肝类器官生物样本库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