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华人)当代作曲家核心人物创作室内歌剧的影响,自 2011 年起我国逐渐兴起了中国新生代作曲家创作室内歌剧的热潮.尽管目前他们所创演的作品数量与日俱增,但其所暴露的问题也越发明显,与此同时,更缺少针对其创作所进行的综合比较研究与问题思考.文章以杜薇的《娜拉》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室内歌剧创作推动计划"(文中简标"歌剧计划")中的若干作品为例,采用综合比较手法来阶段性地总结中国新生代作曲家室内歌剧的创作情况,意在阐明其与经典中国室内歌剧的创作关联,发现问题,提出思考.
关于箜篌的历史研究,我国音乐学界已有一些成果,但是由于丝绸之路上最早的箜篌资料在国内较为少见,因此,对丝绸之路箜篌的研究相对薄弱.弓型箜篌最早出现在公元前 3000 年.角型箜篌出现在公元前 2500—前 2350 年之间;到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 1950—前 1530 年已经发展得非常好;到公元前 704—前 681 年,巴比伦时期发展成为大型的角式箜篌.
以今人对"宋韵"文化的阐发,来分析研究当代二胡音乐创作,在对"韵"的分析之中,总结二胡音乐风格所具有的时代变迁赋予音乐的历史厚重感,和地理联结南北的声韵雅趣,从观念到实践的空间维度为演奏者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可探索的广阔空间.文章从"宋韵"的内涵、二胡作品中"宋韵"的风格体现与演奏实现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了"宋韵"文化基因的历史形成,总结了二胡创作中所具有的"宋韵"时代乃至江南地域的美学特征.
苏轼知音识律,且对古琴、笛、鼓等乐器具有浓厚的兴趣.为了改变词乐萎靡香软、俗滥肤浅等弊病,苏轼对词调音乐进行了艺术革新,不仅善于采琴曲入词调,使其"声词相从";并用"铜琶铁板"所奏出的铿然新声,来表现其理想的词乐形态;还将节奏强烈的鼓曲与明快高亢的笛曲引入词调中,开发了《念奴娇》《水龙吟》等词调的豪放声情.词本为音乐文学,苏轼对词调音乐作出的艺术革新,为其注入了活泼而有力的新声情、新风格,也促进了苏轼形成"自是一家"的词风.
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藏有一铺珍贵的新疆石窟地坪画,为德国探险队的勒柯克从柏孜克里克第 48 窟地面剥离.作为新疆地区目前所见唯一表现音乐内容的地坪画,它对研究古代佛教仪式音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描绘了净土世界景观,还写实地记录了当时宗教仪式的供桌及铜钹乐器.通过对这一地坪画的稽考,可知铜钹在中古时期音声体系中具有乐器与法器的双重性质,洞窟所具的超荐亡灵功能,以及古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情况.
在长期文化适应过程中,新宾地区传统的满族婚俗与汉族婚俗经过高度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共享现象.这体现了满汉两族的双向认同,也体现了双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当今新宾地区仅仅建构了满族传统婚俗而未建构汉族传统婚俗,体现了建构中的族源意识与地缘情结,体现了满族的文化自觉.建构的满族传统婚俗音乐不仅有萨满演唱《阿察布密歌》、满族秧歌、满族歌舞表演内容,还纳入了汉族吹打乐《抬花轿》.这些并非原生的满族婚俗音乐,由于和具有满族特色的婚俗仪程一起而使其涵义增大,从而具有了塑造满族文化认同的功能,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影响力.
雅与俗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历代乐论中表现为关于雅郑、古今、华夷的三种讨论.北宋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复兴与雅乐制度的改革,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乐论资料,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雅俗之辨.为了修正雅乐、厘清雅俗,宋人分别从"崇雅斥郑""是古非今""尊华攘夷"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既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也带有宋代儒学复兴的发展特点.
当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suavitudinem redolent(拉丁文意为"散发甜美气息")是15 世纪中期到末期开始流行的文艺复兴时期新音乐艺术的重要审美标准,那个时代新的音乐精神由此开始欣欣向荣.弗拉德的音乐理论家廷克托里提出的理念suavitudinem redo-lent多年来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重要课题,但是现今的著作却甚少对这个观念在作曲实践方面进行深入讨论.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宗教背景,通过解析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出版的意大利作曲理论家弗兰基诺·加福里奥的著作《音乐实践》,力求更深入地分析、探究和阐述suavitudinem redolent审美理念在作曲实践中的表现特征和相应的作曲法则.
客家"跳觋"音声文本的文化内核为中原汉族文化,它与历史上的中原汉民"跳觋"一脉相承.仪式中的"号角与铜锣""巫腔与巫舞",以及婉转细腻、清新洒脱的畲族歌谣等构筑的音声环境,是客家民众对粤东本土畲族信仰的承袭与坚守."跳觋"音声文本印证了客家社会汉畲文化长期的交融与互渗,仪式中各种汉畲文化符号的互文性建构与表达,实际上是一种汉畲文化符号与族群情结的融合,其目的是建构一种汉畲族群普遍认同的"文化共相",最终实现客家群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西汉京房承袭先秦以来的律历互通观念,以孟喜"六日七分"和焦延寿"分卦直日"为基础,按直日原则和三分损益法推出六十律用于占候,在时间制度的立场上而非"旋宫转调"的音乐视角下完成六十律的"还相为宫".无论作为历律抑或乐律,京房六十律均有实践局限性,一是所占的三百六十六日未能精确地合于回归年日数,二是分律过细无益于演奏.汉时,京房六十律的历法价值高于音乐价值,故被宫廷用于候气而弦准失传.至后世,律学家借助于对京房六十律的批繁指误而突破了不平均律与平均律之间的界限,使京房六十律在历史上的音乐贡献高于其历法贡献.
昆腔,与高腔并为南北曲腔两大宗,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曾达到当时的民族艺术的高峰,在我国民族戏剧音乐史上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昆腔在"韵""板""腔""调"四个方面皆有其特点.
在周礼中,琴同其他乐器一样,不仅被用于演奏音乐,在演奏以外也常作为礼器被使用.就今存先秦两汉文献所见,表现在这几方面:其一,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天子、诸(公)侯、大夫、士配有的礼器体系,根据"以多为贵"的减等方法区分其尊卑级差.其二,琴与其他乐器一起构成可表示尊卑级差的礼器体系时,通过在具体演奏中琴与其他乐器的配合使用来表示礼节场合是否减等.其三,琴作为礼器,其是否摆设表示配有者是否有忧乐.其四,琴与其他乐器一样,作为明器用于丧葬之礼,先陈后藏,且只有其形而实际上无法使用.其五,琴可作为除丧礼器,即守丧期满后守丧者应该弹素琴以示除丧.这五个方面又反映出两点:其一,琴作为礼器的功能主要基于它的乐器本质,但不依赖于其作为乐器的演奏功能.其二,琴作为礼器,与瑟一起,是地位最低的士仅拥有的乐器,而这后一点奠定了汉代以后琴融入士人人格文化,形成士人雅琴传统的基础.
一份属于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下设"音乐组"的《松花江》重唱手稿显示,该台在抗战胜利初期每周二晚现场广播的歌咏音乐会作品是由专人负责选曲与编配的,而这份包含钢琴及合唱伴奏声部的工作手稿,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广播歌咏工作及其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文章通过对这份未刊手稿的历史考证及草稿研究,观察《松花江上》战时的传播与改编,并以此管窥"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战时歌咏宣传工作对音乐作品历史版本的影响.
文章从前人有关永嘉杂剧历史分期的研究成果中所存在的问题出发,通过对宋元明清时期的戏曲著作、温州地方志等49种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梳理、研读,将这些问题与原始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并尝试进行解答,尽可能客观地厘清永嘉杂剧从北宋至元末明初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分期状况.
在现当代语境中,"南宋都城临安的音乐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受西方"新史学""全球史"的转向趋势所致,中国学界对于南宋城市音乐文化的讨论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将"声音景观"理论的三种声音分类模式("基调音""信号音""标识音")作为思考框架与叙事策略,同时重思南宋都城临安音乐研究的现状与问题,通过书斋为主体的"音乐文本田野工作",以视觉的角度来聆听"文本中的声音景观".
有关近代中国的音乐留学生,学界一般都多将视野集中在20世纪初年负笈日本的沈心工、王鸿年、曹汝锦、曾志忞、萧友梅等人,而对较早赴美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却很少提及.文章以1900年至1910年间两度赴美国专攻音乐的福州女留学生谢绍英为例,考察清末国人在美国学习西洋音乐的经历及其学成归国后的音乐教育活动和中美音乐交流的情况.
文章以叙事和话题理论为出发点,以马勒《第二交响曲》为分析对象,试图在音乐文本、结构分析中揭示马勒隐含其中的叙事内容和手段,解开马勒使用音乐语言隐匿的谜题.马勒的复兴与时代审美改变息息相关,他的作品于20世纪60年代起持续火热,与其说这是1902年预言的实现,不如说是历史剧变及文本理论兴盛所带来的效应.伴随着接受者对马勒音乐审美判断的改变,之前被视为音乐和文化融合的弱点,如今成为它真正的力量,作品具有历史上"不可衡量"的意义,能够嘲弄所有以前的解说和绝对音乐的风格类别.
"催妆"是我国传统婚礼仪式中一个环节,目的是催促新娘尽快完妆,以免耽误拜堂吉时.它盛行于唐代且流传至今,在不断发展中,音乐成为催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催妆环节中的歌曲与器乐曲统称为"催妆乐",从历时与共时两个层面,对其历史演变与现存状况进行梳理,并对其音乐形态进行分析.同时从两性视域分别解读催妆的文化内涵,通过催妆中的戏谑关系来探究其社会功能.
南宋蔡元定的音乐著作尚未得到全面的搜集与整理.据宋元史籍著录,除了传世的《律吕新书》与部分留存于《宋史》的《燕乐》之外,蔡元定应当还有《大乐之书》《琴律吕律图》两种音乐著述.《宋史·乐志》所引《律吕新书》的版本早于传世单行本的祖本元代《朱子成书》本,体现了元代以前《律吕新书》的早期面貌,应当受到重视.据朱熹、蔡元定音乐书信等材料,蔡元定在朱熹《琴律说》的撰述过程中曾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朱、蔡音乐著述具有互补性质.
青年作曲家王云飞创作的钢琴独奏曲《望海》以海峡两岸共同熟悉的民歌《天黑黑》为音乐素材.文章通过分析该曲中国传统风格音乐与现代钢琴作曲技法相融合的表现方式,进而总结其通过音乐艺术语言沟通、凝聚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怀所赋予的民族情怀与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