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我从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天坛工作.当时分配工作时,我和另外4名毕业生一起去了市人事局.那时一共有5个单位可供选择.另外4人都选好后,正好剩下天坛公园的工作留给了我.我是天坛公园北面的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毕业的,所以很愿意来天坛工作.而且我是学植保专业的,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没准儿就这里的岗位有我的事干,因为当时天坛需要恢复和建设.时至今日,我们这几个毕业生中,只有我成为了专家、教授.
天坛的历史变迁 北京天坛始建于永乐十八年,是明成祖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建造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之后很快便开始兴建天坛,根据祭天于南郊的古老传统,天坛选址于北京的南郊.今天的天坛是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皇家祭天建筑群.明洪武四年初在中都临濠建造圜丘,后又改为在南京建圜丘.洪武十年在南京圜丘址上建大祀殿.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依照南京大祀殿的规制建造了北京天地坛.
在北京古都城市历史建筑中,天坛建筑群因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和具有融汇中国历史工程技术与传统建筑艺术于一体的独特价值,代表了中国明清皇家祭坛建筑的杰出范例,而于1998年荣登《世界遗产名录》.按照世界遗产确定的标准,天坛早在数百年前的明清时代,就以其创造的“文化价值的唯一性”而蜚声世界,其独特的建筑形制更是代表了东方辉煌夺目的历史文明.在历经数百年时空跨越的当今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天坛确定为世界遗产,也只是其以往崇高历史荣誉的再次回归,天坛本身所固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再一次为当代世界所普遍认同,而且更加折射出古老的天坛建筑所具有的恒久不衰的民族历史文化价值.
1998年12月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2届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天坛——北京皇家祭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耶尔签发了证书,并由此确定了天坛作为文化景观的独特性与全球性,应为全人类的利益而予以保护.2018年,是天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周年纪念. 往前上溯至1918年1月1日,天坛正式辟为公园.2018年,天坛迎来开园一百年纪念.再往前上溯至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天坛诞生于明朝永乐年间.永乐皇帝在位时将北京定为明朝的首都,并仿照南京的建制,修建了天坛这一皇家祭祀场所.一开始天坛为天地合祀的场所,经过嘉靖皇帝对祭祀制度的改革,变成单独祭天的场所,此后经过清乾隆年间的改建,逐渐形成鼎盛的规模. 天坛自永乐十八年始建至今已接近600年,这是一段不短的时光.天坛见证了中国600年的风风雨雨,王朝更迭、外敌入侵、革命运动……天坛自身也历经劫难,完整的形制遭到破坏,部分区域长期被占用. 更大的损失也许是,曾经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国人心中的那些文化传统,他们对于上天的猜想与敬意,他们对于祭天礼仪的创造与坚守,都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心中.困窘与匆忙之际,天坛承载的那些精神世界的东西遗失了.
还记得,当年对世界遗产体系还并不十分熟悉的中国同行们为这一成功的世界遗产申报齐心协力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 北京市文物局当时的业务分管副局长孔繁峙;天坛公园的李铁成园长、刘英园长,负责最难办的环境整治工作的曲禄政副园长;以及中国教科文全委会的遇小平同志,国家文物局的詹德华同志等,都没日没夜地直接参与了相关的组织工作和外事协调工作.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出了新要求.
我是20世纪50年代园林学校的毕业生.我对果树非常感兴趣,觉得特别有意思.当年天坛公园提出“绿化结合生产”的方针,在公园里开辟了果园,整个外坛都种植着果树,产量也不错,在北京市算是规模很大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天坛工作.1976年我以园林工人的身份来到天坛,定为三级工,月工资50元.我曾在果树一班当过班长,那时我们果树班的工人平均一人一年能够创造一万块钱的经济效益.
2016年盛夏时节,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如期开幕.正当各国与会专家开始进入状态探讨正式议题时,战斗机的低空呼啸和博斯普鲁斯大桥上的枪声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再次陷入了军事政变(未遂)中. 在 1985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伊斯坦布尔历史城区以其跨越两千年、连接两大洲和两大宗教的独特价值,以及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伊斯坦布尔的世界遗产由历史半岛上的四个核心区构成:苏丹艾哈迈德城市考古保护区、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及相关遗产保护区、泽依莱克清真寺及相关遗产保护区、城墙保护区.这座连接巴尔干色雷斯半岛与安纳托利亚高原、黑海与地中海的城市曾被称为“安拉咽喉中的骨头”,它继承了东罗马、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宗教和艺术财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绿松石般的波涛中显得格外璀璨耀眼.
开园新生1918-1948 1918年元旦,天坛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从此,明清时期的皇家祭坛结束了封建王朝的札制使命,迎来了民主时代的新生.然而在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天坛深受影响,难逃罹惠.公园管理人力不足、经费艰难,管理人努力保护,开发利用,维持运作,但至1948年末,天坛却满目疮痍、一片荒败. 皇家祭坛兴衰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占领天坛,开皇家祭坛他用先河.联军在斋宫、神乐暑设“总司令部”和“总兵站”,在坛门外建火车站.次年十月撤军后勘察,库房陈设、精铸器件大部被掠,林木大量被毁. 开放之路多舛 1912年12月民国政府内务部礼俗司设立古物保存所,接管天坛古物,为庆祝保存所成立,1913年元旦天坛免费开放10天,首开皇家禁地开放之例.
金石类乐器——钟、磐 镈钟、特磬 古人认为不编之钟、磬,皆可称为镈钟、特磬(音qìng).作为中和韶乐中的重器,锊钟、特磬,自商周以来有很多记载,并有大量实物传世. 有关镈钟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镈,如钟而大.”又据《吕氏春秋》记载:“昔黄帝命伶伦铸十二钟,各应十二律吕,以和五音.”由于镈钟多为铜制,因此其在八音中属于金类乐器. 特磬为玉制,属于八音中的石类乐器.有关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益稷》:“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中的“石”即指磬.《周札》又载:“特磬十二,依辰次陈之,以应其方之律.”磬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片状石制劳动工具,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作为击节伴奏,后来用于历代上层统治者配合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的雅乐中,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
神圣禁地之中的祭天场所 祭坛,是中国历代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祭祀所用.祭祀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和原始农业,祭祀对象有天地日月、社稷和先农等神.最初在林中空地上举行祭祀,逐渐演变为用土筑台,再由土台演变为砖石包砌.祭祀成为《周礼》中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后代最重要的礼仪制度,对以后几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都北京即有“沮泽”,是郊祀并兼游猎的处所,所谓坛庙建筑的雏形.金朝时南郊坛“冬至日合祀吴天上帝、皇地祗于圜丘”.元朝郊坛在大都城南门丽正门东南七里,坛为三层圆形石台,除了祭天台外,还有神厨、斋房、演乐堂等,对明清郊坛的建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然之天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古代政权的两件大事——祭祀和军事. 古代欧洲人把祭祀的权力赋予了教会,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皇的地位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而把军事的权力赋予了君主和骑士阶层,老百姓则专心生产和纳税.教堂是古代欧洲人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大家前往教堂,祈求上帝的宽恕和恩泽,建立自己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当然,各国君主、骑士也会前往教堂,去向上帝祈祷.
大拱门国家公园的标志性建筑是高达192米的大拱门,这不仅是西半球最高的纪念碑建筑,也是全球最高的拱门建筑.之所以将这一纪念碑设计为拱门状,是为了突出圣路易斯在美国19世纪西进运动中的门户地位.此外,落成于1864年的老法院也坐落在公园中.一位名叫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的黑奴曾在这里为自由起诉自己的所有者,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令人瞠目的裁定.这便是美国史上知名的错案——德雷德·斯科特案.
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后文简称世界遗产大会)于2018年6月24日至7月4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召开,委员会迎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新任委员国.会议不仅审议了世界遗产保护状况和申报项目,而且就世界遗产评估工作方法、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的工作情况、能力建设政策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
2018年6月9日-24日,“大地精华咏恒”第二届“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型系列公益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该活动由中国林业和草原局指导,中国民主促进会云南省委员会、云南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YNC)、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世界遗产》杂志、鹿蓠工社、盘古艺术馆联合主办. 遗产联展及遗产联盟 世界遗产地艺术联展首次呈现云南.昆明翠湖之畔,来自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世界遗产管理局、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等单位联袂参加. 为进一步扩大遗产地影响力,发挥遗产地作用,云南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联合云南5个世界遗产地管理部门、文创企业、业内学者,举办遗产座谈会.探讨了遗产地在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与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成立“大地精华联盟”的建议.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最高峰海拔2570.50米,最低处500米,地形高差大.遗产地面积402.75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372.39平方千米. 梵净山金顶,是武陵山脉的最高峰,又叫红云金顶,因其晨间常见红云瑞气环绕,故得其名,是焚净山之核心.红云金顶山峰上半部分一分为二,由天桥链接,绝峰上两殿鼎峙,一边供奉释迦佛,一边供奉弥勒佛,蔚为奇观.四面悬崖峭壁,两侧只能沿着几乎是90度垂直的路,依附铁索拾级而上.在浓云迷雾之中,红云金顶飘渺云间,宛若仙境.
天坛的古树和祈年殿、圜丘等古建筑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坛庙园林景观,使得天坛呈现出庄重肃穆、静谧深远的氛围.一株株卉树,就是一个个“活的文物”,不仅承载着一段段传奇往事,更是先人留给后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先后多次到天坛参观游览,他看到众多古树时,曾感慨颇深、意味深长地说:像天坛这样的古建筑群我们可以仿建若干个,但天坛的古树,以美国的历史,无论花多少钱,采用多少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仿造不了的.
郊坛风貌 天坛作为明清皇帝祭祀皇天上帝和祈祷五斧丰登的场所,广植松柏,庄严肃穆,林下广阔的郊野生长着草本开花植物.建坛之初,承用“殷人以柏”之礼,内外坛遍植松柏,寓意“苍璧礼天”.郊祀的性质决定了天坛自然生长着大量的野生地被植物,自然意境浓厚.天坛的花卉栽培起源于明末清初神乐观的草药(花)种植.明清每至花朝节,存民间形成了踏春赏春、端午游天坛的风俗.
钧窑的历史与宋代餐饮文化 钧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隶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原产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厘镇,创烧于唐代.据《钧瓷志》记载:“禹州市神厘镇下白欲村和苌庄乡等地,先后烧制黑褐釉高温窑变花瓷,被陶瓷学家称谓‘唐钧’,它为宋代钧瓷开启了先声.” 钧窑瓷器是从日用器具经过漫长时期的历史进程逐渐演变为艺术观赏品的,茶具作为生活主要用具,从钧窑创烧之初,就是其主要的烧制种类,从唐代直到今天.钧窑的原产地禹州处于伏牛山余脉向豫东平原过渡带上,南、西、北三方均为丘陵山区,有着丰富的陶瓷资源,为陶瓷业的兴起发展奠定了原材料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