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南希·弗雷泽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揭示了隐匿在商品生产之后的"社会再生产",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的背景下重新阐释了社会再生产的概念内涵、历史演变和现实意义,认为社会再生产与商品生产之间的张力是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内生性源头.弗雷泽对社会再生产思想的再阐释不仅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女性受压迫事实开辟了新视角,也向资本主义的统一性、稳定性提出了一定挑战,进而为当前的妇女解放事业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资源.
国家报告制度是联合国条约机构强制性的监督机制,主要通过报告的撰写、报告的审议和对结论性意见的执行等环节来对缔约国履行人权条约的情况进行监督,以促动人权的发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履行报告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让这些国家有机会梳理妇女人权的发展状况,而且还能促动其在国际、国内层面的人权对话与共识.近年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逐步推动简化报告程序的实施,并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纳入国家报告的编纂细则,以推动国家报告机制工作效率和效果.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合作,并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接受了该委员会对于第九期国家报告的审议.在审议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在展示妇女人权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遇到的困难与发展措施,以期进一步扩大与联合国的国际交流,共同推动妇女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白族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一部分,它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多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道德思想;白族村落妇女的社会性别制度仍然是父权制下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而白族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掌握家庭的经济权利,在生产中是主要劳动者,故其也拥有比较高的地位.这是杨国才教授历经 40 多年在长期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白族伦理道德及村落妇女文化研究》一书中的观点.她用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包括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少数民族妇女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该书采用微观视角,以白族为个案,阐释了白族的伦理道德及村落文化是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呈现的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其包括少数民族的思想及文化.要保护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保护和传承各个民族的思想及文化,要在历史文脉传承的视角下,挖掘各民族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最热点、最尖锐、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其具有一张女性面孔,为此应重点关注女性贫困人口话题.为厘清我国女性劳动力人口多维贫困状况,基于CGSS2018 数据,从经济、教育、健康、资产、空闲时间、交往及社会参与 6 个维度,构建针对女性劳动力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展开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力在空闲时间、交往及社会参与、资产和教育 4 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超过 50%;在经济、教育和健康 3 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劳动力群体;大部分女性劳动力面临 4 个维度及以上的贫困问题;年龄在 45～55 岁、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群体多维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我们应从家庭、社会和政策三个层面纾解女性劳动力多维贫困问题,从根源上消除大规模女性劳动力贫困人口的产生.
贝蒂·弗里丹立足于女性视角考察美国妇女问题,分析了二战后美国复杂的社会背景,揭示了美国女性与社会现实乃至教育之间的隐秘联系.她通过对以弗洛伊德性唯我论为代表的理论批判,在马斯洛心理学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新的女性主义理论.她批判了以性别差异为指导方向的教育:追求"女性特征"完善的教育目的观、强调"女性特征"的课程观和缺乏批判与创造性的女性教学方法论;并深刻阐明了性别正义的女性主义教育思想:个人、家庭和社会相统一的教育目的观、开放包容的课程观、鼓励发展的教学方法论、终身关怀的教育价值论,意图构建真正性别正义的教育.
20 世纪 30 年代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轰轰烈烈,但领导者梁漱溟却认为,其"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自觉"的意识未启发.基于七年来田野调查的一手资料,特别是乡村建设运动亲历者的口述史资料,立足于民众视角,探讨乡村建设运动中女性的社会参与及行为逻辑的研究发现:一方面,乡村建设运动中,女性在教育中是旁听者的角色,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是被代理者的角色,在民俗空间中是观望者的角色,并未达到"农民自觉"的理想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从亲历者的记忆来看,女性又有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观意愿和受益者心态.这种主观意愿和心态大多是不被表述的,而被隐藏在维持家庭生计的日常生活中.
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体往往被赋予女性身份,并被男性统治者从具身性的层面施加了多种控制技术,从而通过在视觉与触觉层面对人工智能物理身体施加的控制,力图维持男性的统治秩序,消除女性人工智能体所具有的解放潜能.对此,女性人工智能体展现了出人意料的能动性,从离身性的层面展开了一系列抵抗行为,通过阻断男性控制者的监控视线和疏离物理身体的具体方式保护了女性人工智能体处于生成过程中的主体性.人工智能电影中的性别叙事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不应再被视为一把双刃剑,而应当被更加认真地正视为后人类社会中具有生产功能的结构性力量.
自 1981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生效迄今已 42 年,其间该公约的履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非政府组织在履行该公约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定期循环进行的审议(建设性对话)的整个过程发挥作用;中国大陆向消歧委员会递交影子报告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不了解或不支持,到现在的接受或支持的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从笔者本人 2006 年和 2014 年两次亲历审议现场的经历和同事们对她们参与 2023 年建设性对话的描述发现,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不仅参与了建设性对话,而且还就问题单组织或参与了与政府机构的讨论;在结论性意见公布后,及时组织并参与了针对结论性意见的研讨会;2023 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进步也有问题,但是唯独不变的是人权政治化在建设性对话过程以及结论性意见中的体现.笔者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技术与性别既是文化隐喻,又是基于物质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实践.因此,媒介与性别研究越关心技术之日新月异,就越应当将技术发展的历史性和建构性带回新技术"横空出世"的神话.对国内《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妇女研究论丛》5 种刊物,以及国外的Feminist Media Studies和Gen-der,Technology&Development两种刊物近五年共 188 篇涉及技术和性别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性别气质和亲密关系劳动,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数字女性主义运动的自我赋权与风险.立足我国本土现实与既有理论资源,借鉴国外性别与技术研究中对网络性别暴力和性别公正的技术行动两个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我国媒介研究进行性别与技术知识在地化生产的新方向.
《奁史》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女性生活的重要类书,被史家看作"古代妇女生活的百科全书".其存世 200 余年,相关研究却十分薄弱,与传统史学观念中对妇女史料的轻视和疏漏有关,造成文献学领域中的重大缺憾.《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新解》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以女性为主体,走出文字文献的局限,把相关的文化遗存(无论形式载体)看作广义的女性文献,秉持严谨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对文本以及各类相关史料进行认真的标点、注释、校勘、比对和阐释,运用性别理论及四重证据法,从细微处入手,重新发掘女性文献的历史价值.
鉴于我国婚内抚养费制度缺乏系统的规定,各地法院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不一、实务中缺乏统一的裁判标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允许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提出婚内抚养费主张,并引入《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作为其请求权基础,兼具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适用该条款能够达到统一司法实践、正确区分相关概念、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统一婚内抚养费时间区间等效果.
随着先进性别文化的快速传播,针对社会性别偏见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在音乐领域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力量不可忽视,但女性在音乐领域领导力和创造力的劣势却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女性领导者和获奖者比例偏低,与女性更加擅长音乐的日常经验相悖.专业学习者、专业领导者、专业创作者、社会音乐人这四个音乐领域专业群体的性别分布情况能够很好地说明女性在音乐领域的现状.在音乐教育领域,音乐学院女性学习者的总人数远多于男性,但随着学历的提升,女性的占比逐渐下降并最终低于男性;就音乐学院或歌剧院的领导者群体而言,男性独霸领导权;在社会音乐人群体中,女性创作者及获奖者的比例显著低于男性.女性占比的偏低直接反映了女性在音乐领域面临的严重不平等,而性别平等及性别优势教育的深化和先进性别文化的塑造是消除音乐领域性别不平等的主要途径.
按照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履约机制的规定,进入 21 世纪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分别于 2006 年、2014 年和 2023 年对中国的履约报告进行了三次审议,每次审议都对中国法律中没有依据公约第一条对妇女歧视作出定义备感关切,并屡屡提出相应的建议.在简要回顾三次审议的实况并对此进行粗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履行政府妇女事业主管部门职责,将界定"歧视定义"的工作纳入妇儿工委工作议程;加强法治建设,落实国家"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法律义务;大力倡导和宣传公约,提高全民族的人权意识和人权保障水平;特别在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者中普及妇女人权意识和性别平等理念.
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想是一种开放的与现实生活、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的理论.她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探讨的主要是女性的精神成长历程及其思想的构建和实施的途径;后期的研究转向了对"弱者"的发现与关注.具体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她渐渐发现了人生的一个真相,即不管人生的前半场如何精彩绝伦,后半场所面临的都是独居、衰老与死亡的考验——每个人都将会由"强者"变为"弱者".为了应对生命中的这一变化,她提出了"照护"问题.这意味着她的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不仅仅只是女性,而是整个社会中的"弱者"群体.至此,上野千鹤子的女性主义思想由早期的一个性别理论,转换成了如何让人的后半生在无忧无虑中安然度过的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理论.
生成式AI因其低门槛使用的特质,可以迅速为广大草根用户所用,赋能他们的性别平等实践.采取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结合的方法,通过对Chatyuan内测群、微信公众号和小红书的经验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草根用户在生成式AI的使用中,积极从事性别平等实践,主要扮演了三种角色,分别是低门槛的性别平等评估审查者、志愿参与的性别平等数据投喂者和专属性别气质虚拟伴侣养成者.生成式AI在用户的性别平等实践中实现了多面向的深度赋能:一是让用户获得了突破专家垄断的强自我效能;二是给用户提供了嵌入日常场景的大规模可供性;三是使用户的实践行为能够超越姐妹情谊圈成为全人类的公共话题.同时总结了草根用户在性别平等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要在人机协同的新社会交往逻辑上,在性别平等的实践中,探索草根用户、专家、生成式AI以及其他媒介平台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和协商关系.
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缘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新时期启蒙思潮与中国古史革新结盟而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秉承史家据史料而作为的传统规范,将父权制看作文明史中妇女之在的历史背景,避免理论和概念先行僭越,让性别制度的基本品质和真实面貌在历史版图上从容自在地呈现出来——于此,高世瑜的《唐代妇女》(1988 年)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当代中国史学革新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西部地区是我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和最繁重的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妇女既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和受益者,又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建设者.通过摩塞性别分析框架下西部地区农村妇女三重角色的形成与表现,不仅可以揭示西部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所扮演的生产者角色,还可特别指出影响其社区角色发挥的制约因素.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妇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各级政府除了要加大力度开发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源外,更要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权利,因为两者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农村人口减少是人口外流和生育率下降双重作用的结果,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对农村生育形势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使用 2000、2010、2020 年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对比分析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演变的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生育率始终高于全国,但农村生育模式在 21 世纪发生了急剧变化,农村年轻女性的多孩生育比例提高,农村生育率的区域差异明显.人口负增长时代需要更加保障乡村女性的生育及其他各项权益,通过分类实施的方式保障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农村家庭完成生育意愿,实现人口全面发展.
职场性骚扰是发生于职场关系且侵害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权的行为.我国《民法典》对有关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的法定化确认,可以理解成对用人单位科以民事责任的规范依据.职场性骚扰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人格尊严,也包括劳动法意义上的平等就业权和劳动安全卫生权.但劳动法规范中尚未配套相应制度,易造成劳动争议中的法律适用难题.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应在劳动法制度领域细化职场性骚扰规制的条款,将防治义务落实转化,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职场性骚扰防治工作实施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等的监督和保障作用,同时,还要完善劳动权益救济保障机制与多元救济渠道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强化程序保障.
住房问题事关民生福祉,是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房子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场所,而是一种财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杨书胜博士的著作《城市青年住房分化及其内在机制研究》日前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