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形态都必须拥有其特定的知识基础,任何政治体系都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知识类型.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左右中国人政治思维方式的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沿着意识形态化和知识化两条轨道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化是同时并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化就成为中国构建新型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化的轨道上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内在契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史无前例的知识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后最为重要的知识图景.马克思主义知识化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知识资源.同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化以及新型政治知识体系的构建依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书写、可传承、可信赖、可实践、可分析的知识工具和知识功用,是支撑所有政治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具有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诸多特征,是其在现代社会的存续和主要政体形式.奥尔森将权威主义君主制作为主要的靶标,认为其“共容利益”较低,统治者缺少长期视野,在这类政体下,税收会更高,公共产品较少,产权更易遭受侵害,影响经济发展.相反,在西式民主政体下,由于“共容利益”较高,税收会较低,公共产品供给更加充足,同时政府更替具有可预测性,产权制度更为“硬化”,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本研究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提出在经济发展上,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并不会逊色于西式民主制.首先,君主是一国共同体的象征,这会有效减少该国的不稳定;其次,君主制注重传统和制度的持续,这会有助于产权保护,并且,君主所受到的多重约束和对名望的追求可以使其税收与公共产品供给不会与西式民主制有显著差别.本文采用112个发展中国家从1970年到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其结果表明,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在保障稳定和产权保护上相比于西式民主政体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在税收和公共产品供给上,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异.奥尔森的理论推导没有获得实证数据支持,在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下,经济发展并不滞后于西式民主国家,甚至在某些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渠道上有着更为优异的表现.
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不仅形塑了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发展上的大分流,也是探索第三世界推进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期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忽视国家,但是亨廷顿一反主流,坚持将国家带入政治分析.作为连接韦伯与“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关键人物,亨廷顿对国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滋生动乱的背景下,从实现政治秩序出发,亨廷顿分别讨论了社会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组织国家,启示了比他年轻的一代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林德布洛姆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梅斯奎塔的“致胜联盟”理论,都是从“实然”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实际运作,都对统治者如何获取和保持权力做了深入研究,但论据和结论仍有不足.探究中国历史,刘邦和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与“统治者要建立自己的后援组织或是致胜联盟”的理论并不矛盾,但二者表现形式有些不同,刘邦消灭的是异姓王,并没有触动自己后援组织——丰沛集团的核心利益,朱元璋则是通过建立新的后援组织——浙东派,清除掉原致胜联盟——淮西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被推举上来的接班人要维持权力,不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还要综合运用林德布洛姆所提倡的“权威、市场、说服”三种手段;独裁者面临财源危机并不一定会自动实现专制向民主的转型.
西方政治学范式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要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从核心概念着手.要提出科学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体系,需要超出西方的比较政治眼界,充分比较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制度.统一性就是这样一种经由比较所产生的核心概念.任何制度都存在规模和持久性两个维度,统一性首先是指一个制度能够在大规模上实现长期稳定;其次统一性需要在文化上定于一;最后,统一性要求实现国家和基层社会单元之间的直接联系.统一性是中国制度史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大趋势.
黄宗羲政治理想国的逻辑枢纽是至善的王权.至尊王权和至善伦理的结合,既为王权的独尊与独断提供充分的伦理前提,也意味着“止于至善”成为独尊和独断的王权安身立命的根本.黄宗羲首先强调作为气化流行“过与不及”状态结果的绝大多数个体,因所禀赋的气杂有粗气,普遍不能依靠自身至于伦理至善,作为政治发生的必要条件.其次他又强调作为气化流行“中正”状态结果的唯一圣王,因其禀赋纯粹精气而获得了伦理至善的绝对优势,阐明了王权何以可能和如何发生的理论逻辑,并以一切人在伦理上“止于至善”作为王权存在的根本目的.黄宗羲的政治理想国以至善的王权为必要的伦理前提,并赋予至善的王权以使人皆“至于至善”和“止于至善”的神圣道德使命.
随着行为主义公共政策兴起,政府父爱主义再度走入争议的舞台.政府父爱主义是解释“政府干预”和“个体自由”之间关系的理论话语.政治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先后对政府父爱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所产生的诸多观点始终都是围绕“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干预才能既保护个体自由又能实现个体与国家的双重福利?”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的.尽管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把政府父爱主义划分为不同类型,不同学者也力推某种类型的政府父爱主义成为某些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并没有某一种类型的政府父爱主义成为主导思想.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的权利观念变化,“政府干预多少是合适的?”的争议依旧存在,并吸引着更多学科加入讨论.
新乡贤在新近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巨大作用.学术界乐观而广泛地探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视之,新乡贤实乃国家政权持续影响乡村的新载体和机制,以弥补村干部的代理失效.当前新乡贤所扮演的角色乃是政权村两委的代理人.新乡贤的代理人角色主要体现在:新乡贤的兴起是为了弥补村两委的治理失效;新乡贤的权威来自政府部门的信任和授予;新乡贤的活动组织受到政府扶持,关系密切;新乡贤的治理议程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准行政任务.同时,新乡贤的代理人角色不应该掩盖他们的治理潜能.研究和讨论如何进一步拓展新乡贤的治理空间,进而促进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将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约翰·密尔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重视,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里面,也蕴含于他的民主理论之中.他构建的尚贤型民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关切.他将这种政治模式运用于缓解阶级冲突和平衡阶级关系,并试图从中获得逐步推进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但他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明显的权宜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内在矛盾.
全球兴起的民粹主义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颓势,启发我们反思西方代议制政体的内在机理.通过对20世纪民主理论的系统回顾,本文强调政治理论家和经验研究者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代议制政体的政治授权部分,具体而言是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而没有对与政治授权一体两面的政治问责给予同等重视.本文主张将政治问责带回现代代表政治之中,并借此对这个模糊概念作出新的界定.具体而言,政治问责是政治代理人(政府)对政治委托人(民众)意志和利益服务的理想关系状态.政治问责与政治授权构成了现代代表政治的两大组成部分.作为代议制政体的压舱石,政治问责的缺失将引发民粹主义的兴起,乃至危及代议制政体的存续.政治问责的实现并非易事,需要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重保障.未来的民主理论和经验研究,应重点关注政治问责的实现条件和具体路径.
平等观念有助于妇女摆脱性别歧视、突破私人领域的束缚,介入到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中来.但是,女性主义反对貌似中立的普遍平等观念,追求的是承认性别差异的平等.妇女平等的要求,不仅反映在婚姻家庭和家务劳动方面,同时也反映在企业、管理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集中在妇女的经济保障、影响力、参与决策的机遇和能力上.正是对于平等内涵的不断深入探讨,妇女追求自身权利的斗争从关注平等问题,转向关注差异问题,最后转向超越平等与差异的二分法;从关注性别之间的差异转向了关注妇女内部的差异和认同政治.
君臣共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周易程氏传》充分利用《周易》文本的特点展示了君臣共治形态的丰富性.本文以四、五爻为中心,根据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关系,分类考察君臣共治的四种形态:圣君贤臣、圣君明臣、庸君贤臣和弱主常臣.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程颐君臣共治思想的四个基本特点:君臣共治形态的多样性,严君臣之分,君臣义合,以实践经验为基础.
在运用观测数据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最大的困难是消弭样本选择性偏误以获得因果效应.倾向分值匹配方法依赖一系列可观测的个体特征,通过个体进入实验组的倾向性将实验组与控制组匹配,从而实现近似的随机化,使得群体差异能被用以估计自变量的因果效应.通过回顾六本国际社科顶级期刊九年内(2009-2017年)发表的2 550篇实证论文,本文以描述性统计的形式说明量化因果推断研究,尤其是倾向分值匹配技术在社科领域的发展与应用.文章分析表明:倾向分值匹配方法对学术对话、学科理论建设及研究的政策导向具有重大意义;但研究者应注意该方法对个体可观测数据和样本量的高要求,以及在应用中对严格可忽略假设进行反复检验.
在今日美国的军政关系研究中,亨廷顿的经典理论正不断地受到质疑、批判和修正.从根本上看,这是由于亨氏理论的两大核心概念——军事职业主义和客观文官控制——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因而无法令人信服地确立军官与文官的职责分工与互动规范.即使以美国的历史经验作为参照,亨氏的理论也未能真正解决“如何防止军人干政”这一难题.当代美国军政关系的演变,进一步凸现了亨氏理论的固有缺陷.美国学界的相关争论表明,亨氏的旧日论述已经不能为促进军政对话、提升战略决策质量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情况,对于我们构建立足自身国情的军队建设和军政关系理论具有借鉴意义.
1882-1922年是美国海军的崛起时期.代际更迭的海军军官团是美国海军崛起最积极的推动力量.老派、新派和新生代等三代海军军官在指挥军官团和技术军官团的融合过程中塑造美国海军的主流观念,运用新的海军技术,协调彼此的利益.这既促进了海军军官团的现代化,也持续为美国海军崛起提供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同时,进行代际更迭的海军军官团也在努力推动行政和立法领导制定积极的海军建设政策.经过长期演进,海军军官团在代际更迭的同时,推动文官领导支持海军建设已经成为美国海军延续至今的发展模式和历史传统.
南北朝后期(535-589年),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和梁陈三地政权陷入高强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特殊类型的战争加剧了政权对战争资源的掠夺,助长了统治者运用专制权力追求短期目标的行为.西魏政权遭到一场意外的战败后,通过改造和创新府兵制度,摆脱了榨取战争资源的路径依赖,将“基础性权力”渗透到疆域内的乡里社会.该举措缓和了西魏统治者运用专制权力掠夺战争资源带来的张力,增进了各民族融合,为隋唐中央集权国家的重塑与再造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自由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退潮和危机的困境.受限于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念,以及被形式化的公域-私域思维模式所束缚,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无法对民主危机的成因和出路做出透彻的解析.反观马克思主义,由于能够深入到经济领域对民主问题寻根探源,并把握住了阶级利益分化和经济运行矛盾的核心要素,便具备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优越性,源自马克思早年在民主观上的三次重大转变.依托这三次转变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透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政治光谱的利器.在这一利器的切割和梳理下,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五大代表性流派异彩纷呈的见解及其相互关系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它们所共有的资产阶级理性民主观的缺陷,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民主观的映照下暴露无遗.
因果机制是政治学研究中因果解释的主要方法之一,而因果机制的展开需要以时间为基础.过去的文献中已经有大量关于时间维度和因果机制的讨论,但尚未有学者将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和因果机制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借助于经典物理学对于时间的理解,时间可以区分为时刻、时段、序列和节奏四种基本时间要素.时间要素本身并不具备因果解释力,它只有与因果变量和事件相结合时,才具有因果解释力.时间要素共同决定了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可以通过瞬时/持久性、速度和加速度这三个维度的交叉来区别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分别是时机、时序、关键节点、均衡状态、积累效应、加速变化和减速变化.这些时间状态分别指示了不同类型的因果机制.理解事情的七种主要的时间状态类型对于理论和变量构造、推断因果机制、理解复杂过程和因果叙述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已有研究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更有可能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出现转向.本文对已有研究所采取的“民主-非民主”的二分法提出质疑,并指出该二分法忽略了混合政体国家的特性.本文认为,混合政体国家的外交政策更易随着领导集团的更迭而出现明显调整,相反,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外交政策则体现出较强的延续性.本文通过样本国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相似程度,测量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跟从,并利用回归的方法对投票相似程度的绝对变化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说.
在竞争性的选举结束之后,自动当选选区因为投票行为没有发生,研究者无法获知其投票率和当选者的得票率数据.传统的数据插补方法因为过于简单而存在较大的缺陷.依据统计技术和选举理论的发展,可以建立起三套新的数据插补技术来解决这一问题.在逐一尝试期望值插补、多重插补和理论插补方法之后,通过比较和自然实验方法的双重验证,可以发现理论插补法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插补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动当选选区的数据残缺及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