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治形态都必须拥有其特定的知识基础,任何政治体系都要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知识类型.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左右中国人政治思维方式的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沿着意识形态化和知识化两条轨道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化是同时并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化就成为中国构建新型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化的轨道上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内在契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史无前例的知识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后最为重要的知识图景.马克思主义知识化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知识资源.同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化以及新型政治知识体系的构建依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书写、可传承、可信赖、可实践、可分析的知识工具和知识功用,是支撑所有政治体系的基础性要素.
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具有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诸多特征,是其在现代社会的存续和主要政体形式.奥尔森将权威主义君主制作为主要的靶标,认为其“共容利益”较低,统治者缺少长期视野,在这类政体下,税收会更高,公共产品较少,产权更易遭受侵害,影响经济发展.相反,在西式民主政体下,由于“共容利益”较高,税收会较低,公共产品供给更加充足,同时政府更替具有可预测性,产权制度更为“硬化”,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本研究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审视,提出在经济发展上,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并不会逊色于西式民主制.首先,君主是一国共同体的象征,这会有效减少该国的不稳定;其次,君主制注重传统和制度的持续,这会有助于产权保护,并且,君主所受到的多重约束和对名望的追求可以使其税收与公共产品供给不会与西式民主制有显著差别.本文采用112个发展中国家从1970年到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其结果表明,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在保障稳定和产权保护上相比于西式民主政体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在税收和公共产品供给上,两者没有显著的差异.奥尔森的理论推导没有获得实证数据支持,在现代权威主义君主制下,经济发展并不滞后于西式民主国家,甚至在某些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渠道上有着更为优异的表现.
在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不仅形塑了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发展上的大分流,也是探索第三世界推进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受社会中心主义的影响,20世纪中期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忽视国家,但是亨廷顿一反主流,坚持将国家带入政治分析.作为连接韦伯与“回归国家”学派之间的关键人物,亨廷顿对国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滋生动乱的背景下,从实现政治秩序出发,亨廷顿分别讨论了社会对国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建立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组织国家,启示了比他年轻的一代从事国家研究的学者,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国家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林德布洛姆的“社会控制”理论和梅斯奎塔的“致胜联盟”理论,都是从“实然”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实际运作,都对统治者如何获取和保持权力做了深入研究,但论据和结论仍有不足.探究中国历史,刘邦和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与“统治者要建立自己的后援组织或是致胜联盟”的理论并不矛盾,但二者表现形式有些不同,刘邦消灭的是异姓王,并没有触动自己后援组织——丰沛集团的核心利益,朱元璋则是通过建立新的后援组织——浙东派,清除掉原致胜联盟——淮西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被推举上来的接班人要维持权力,不仅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还要综合运用林德布洛姆所提倡的“权威、市场、说服”三种手段;独裁者面临财源危机并不一定会自动实现专制向民主的转型.
西方政治学范式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要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从核心概念着手.要提出科学的政治学核心概念体系,需要超出西方的比较政治眼界,充分比较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制度.统一性就是这样一种经由比较所产生的核心概念.任何制度都存在规模和持久性两个维度,统一性首先是指一个制度能够在大规模上实现长期稳定;其次统一性需要在文化上定于一;最后,统一性要求实现国家和基层社会单元之间的直接联系.统一性是中国制度史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