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2022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工党党魁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接替联盟党领袖莫斯森(Scott Morrison)出任总理.政党轮替引发外界对澳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关注.①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认为,澳工党政府虽然释放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但其对华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在军事安全领域仍配合美国对华实施遏制打压;不过澳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相对务实,中澳关系的不稳定性将有所减小.
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为 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会和选民的极化,而少有学者关注总统层面的极化.作为唯一由全国选举产生并在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总统也必然受到极化的影响.本文以总统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枪支管控这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为案例,分析两党总统在枪支管控上是否存在话语极化趋势.本文收集了20世纪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关于该话题的话语材料,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测量了总统在枪支管控话语上的内容、情绪以及立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两党总统话语在内容上存在差异性,民主党总统更关注枪支管控问题并要求改变现状,而共和党总统对枪支管控问题关注度较低,主张维持现状;两党总统在情绪上的差异并未扩大,各自的立场并未强化,相反,情绪和立场甚至有逐渐缓和的趋势.主张控枪的民主党总统话语力度减弱,增强了美国枪支管控的阻力,枪支暴力顽疾或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
不对称联盟中存在安全利益与 自主利益的交易,一般而言,小国通过让渡自主利益而获得安全利益.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当大国盟友构成小国的安全威胁时,小国从联盟获取的安全利益下降,追求自主利益的动力将上升.那么,当联盟内部威胁和联盟外部威胁同时存在时,小国的自主利益将如何变化?本文提出,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将决定小国对自主利益的选择.如果存在,小国将选择在现有联盟中追求更多 自主利益,甚至退出联盟,转而通过联合第三方力量来制衡双重威胁;如果不存在,小国更可能选择让渡更多 自主利益来缓和大国盟友的威胁,并换取持续的安全利益;而小国对替代性安全支持力量的选择会受到两种威胁的共同限制.本文以冷战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联盟和美国—巴基斯坦联盟作为案例进行检验.在同时面临美国霸权威胁以及苏联可能的入侵威胁时,罗马尼亚未能找到可靠的第三方力量,最终不得不选择向苏联求和,通过让渡更多 自主利益换取苏联的让步和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同时面临印度这一联盟外部威胁,以及由美国支持印度带来的联盟内部威胁时,巴基斯坦得到了中国可靠的安全援助承诺,美巴联盟由此在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后实质性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