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科层制政府与信息技术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型政府管理形态,数字政府是新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高质量产物.在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文明时代,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数字政府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实现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的角色转变.在以市民诉求治理驱动的数字政府建设中,北京市"接诉即办"数字治理改革突破了党政体制下基层治理条块分割的制度藩篱,构建起了精准高效的数字治理平台与机制,实现了政府治理从以行政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和演进.以数字化驱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技术赋能引领治理制度体系变革,防范和避免数字化转型陷阱,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巨大变迁的应时之举,更是打造组织更协同、管理更高效、服务更优质的现代政府的必由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地重塑着当下的新闻生产实践,促使人机关系从传统的线性互动转向复杂紧密的人机耦合.在新闻生产方面,新闻从业者与机器之间以补充、替代、共生的方式实现决策层面的主体耦合,由此带来专业生产内容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之间的文本耦合,也引发了把关阶段的权力耦合,呈现出新闻价值多元化与增量.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促成以对话为中心的界面耦合,以算法为逻辑精准适配推荐,以情感为导向建立品牌社区.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实践中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危机,亟须围绕制定负责任的技术使用指南、确立多元参与者的协同治理、加强人工核查和数据把关、细化评级标准和溯源虚假信息,建构新技术条件下的新闻伦理治理规范.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意义重大.通过描述性分析、自然间断点法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分析中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现状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中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水平对中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具有显著影响.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存在乡村居民金融素养较低、中部地区乡村产业金融需求集中度和稳定度不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产品多元化不足、中部地区乡村居民线上信用评级和监管力度不大、金融风险较高等问题,需要通过提升乡村居民金融素养、完善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创新乡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并带动中部地区乡村产业振兴.
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保障.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制度治党理论,演化于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建设的百年发展进程,形成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时代探索,是一个由党的自我净化制度规范、党的自我完善制度规范、党的自我革新制度规范、党的自我提高制度规范四个基础制度单元所构成的,连接四大纵向层级序列,涉及六个横向领域的制度集成体系.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功能效用可以从党的自身建设层面、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新征程上,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着力在优化要素供给、深化要素衔接、健全革新机制、重视效能转化上下功夫.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重要论断."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本质上是革命,要达到人的高度,指向最近的将来.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明确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论断的深入贯彻,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马克思关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论断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以"有原则高度的理论"为指引,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促使"现实本身力求趋向思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全力满足人民的"彻底需要",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按步骤、分阶段递进达成目标,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