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不存在标准或统一的策略,不同地域应结合实际选择合理的策略,可称之为差异性治理.差异性治理综合考虑国家政策和不同地域的实情,采取符合本土实际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模式、机制、路径,在一些地区的治理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应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从探究社会基础、分析治理需求、做好资源动员、强化主体选择等差异性治理实现机制入手来具体分析乡村治理的实践需求,进而选择适合本土乡村的治理策略,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数千年以来中国社会所遭受的贫穷困扰的历史,而且走出了一条将贫困治理与人权发展深度融合的道路.中国贫困治理与人权建设的深度融合,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立场,在促进人权发展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走出的将贫困治理与人权发展深度融合的路子,成为中国人权事业和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人权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设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立法环节的具体实践,也是公众参与立法的新型民主方式.作为"立法直通车"与"民意连心桥",政府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参与主体、立法参与渠道以及立法参与模式三方面,充分彰显出独特的价值内涵.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联系点在实践中面临着制度机制有待完善、布局设置较为粗放、功能定位尚需延展、立法特色供给不足的困境.为进一步提升政府立法质量与社会效果,应当以建章立制、精准布局、延展功能、因地制宜四位一体作为优化进路,从而推动政府立法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特色化.
基层治理数字化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偏差、执行偏差、主体偏差和效果偏差等问题,自上而下的压力加码、技术认知缺乏合理性、考核机制异化、制度配套脱节,是导致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数字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度,要健全探索公共价值与效率提升的融合机制、消除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创设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同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