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与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探讨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域新基建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新基建发展水平呈逐年攀升的时序演化特征;中国经济韧性水平呈"逐年增长—短期下降—延续回升"的时序演化特征.②观测期内中国新基建与经济韧性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攀升;在空间上,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由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演化特征,发展渐趋均衡化,且二者耦合协调度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③虚拟集聚、投资规模、教育禀赋均正向驱动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二者耦合协调度起到负向作用;投资规模、政府干预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虚拟集聚、人力资本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教育禀赋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显著.
生态风险的持续累积使得城市越来越脆弱,城市更新所带来生态系统抵抗力、适应力和恢复力的变化,成为生态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梳理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运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TOPSIS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探究政府主导型与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对生态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2006-202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区域差异整体减小,空间分布呈现聚集态势.②政府主导型城市更新对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有抑制作用,加强环境规制、增大科教投入、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生态韧性的提升.③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和城市更新社会认可是社会参与型城市更新的主要因子,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社会关注将抑制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韧性的提升,而城市更新社会行动则有助于提高生态韧性,城市更新对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影响作用尚不明确.
文章在探讨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2-2021年湘西地区市域面板数据,刻画了环境规制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过程,运用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机制模型等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传导机制及调节机制.研究发现:①2002-2021年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环境规制以2010年为节点分两阶段变化,第一阶段各市(州)环境规制力度逐渐增强,第二阶段环境规制先骤降,后进入缓冲期进而飞速发展.②环境规制对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每提升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相应提升0.0967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滚雪球"特征.③环境规制能通过信息化水平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信息化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应提升0.6939个单位;人力资本与城镇化均在整个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因此,要因地制宜加强环境规制监管、完善环境规制手段,着重推动人力资本培育,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强区域间合作联系,建立环境共同治理机制.
文章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二重分解法对2011-2019年中国23个省域的数字金融不平衡进行测度和分解,揭示其空间和结构来源,并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①样本期内,大多数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程度呈波动性下降趋势,但近年出现一定的反弹趋势;②中心和外围区域间的数字金融不平衡是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不平衡是其主要结构来源,集中效应是导致历年数字金融不平衡变化的主要原因;③数字金融不平衡及其分解项对经济增长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丰富了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明确各省域数字金融不平衡的程度、空间来源、结构来源以及经济增长效应,为进一步促进省域数字金融均衡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使用长江经济带78个地级市2005-2020年面板数据,从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对外开放以及成果共享5个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使用熵权TOPSIS法对其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随后运用交互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差异效应,探讨了异质型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上中下游高质量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②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的直接影响,强制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中强制命令型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市场激励型影响呈"U"型;公众参与型仅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高质量发展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此外,强制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强制命令型与公众参与型存在交互效应,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③异质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