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应用模式、应用反馈、应用范围和应用生态等方面分析了 ChatGPT的特点,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两方面探讨了 ChatGPT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从原创研究、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提出了对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的新设板块,其上市企业成长性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以科创板上市公司2019-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探讨了研发投入对科创板上市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在二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正向影响科创板企业成长,且二者存在滞后性;(2)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在研发投入和科创板企业成长性之间有显著的正调节作用;(3)股权制衡度在研发投入和科创板企业成长性之间有显著的负调节作用.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当前消费市场呈现加速回暖态势,2023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良好开端,但年初消费增长更多为补偿性反弹,全年消费提振仍面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重点群体消费乏力、重要商品消费复苏缓慢等三大制约.充分激发居民消费活力需进一步加大稳消费促消费政策力度,着力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拉动力,助力我国经济企稳回升.
要素市场化配置是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有序流动的前提,是高质量城镇化的关键.随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以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成为改革推进方式的重要探索.与此同时,地方也在加快规划部署,积极申报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调研显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还需要未雨绸缪,谨防试点地区可能存在的改革创新力度不足、试点路径把握不准、组织协调保障不力等倾向,从而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走深走实,为畅通城乡要素循环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探索新路径新模式.
实施PPP旨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品供给,在解决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同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利用金砖国家1997年至2017年的数据分析发展中经济体PPP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效果的实证结果表明:PPP投资绝对增长速度上升会抑制经济增长;PPP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取决于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社会闲置资本的"挤入效应"的相对强度.通过降低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资格限制,降低对国有资本投资的约束,引导社会闲置资本和投机资本进入实体部门,而不是"截流"有效率的私人投资,才能真正实现PPP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规模小、产业链话语权弱、利润空间不高、融资约束较大、抗风险能力薄弱等问题,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破除障碍,实现高质量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产业数字化增强中小企业产业链协同能力,通过管理数字化促进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高效化,通过金融数字化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机会、提高融资效率,通过服务数字化拓宽中小企业市场边界、激发创新动力.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传统乡村劳动力长期存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兼业行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有关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户兼业水平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兼业水平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为正,农户兼业水平越高,幸福感越强;(2)农户兼业水平对其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农户家庭消费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来.因此,建议政府重视并鼓励农村居民兼业就业,构建农村居民就业服务平台,拓展农村居民多元就业渠道,为其兼业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幸福感.
本文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增强了城市在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能力.具体到全国四大区域,产业协同集聚主要使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得到强化,对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因此,打破产业边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界融合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增强国家创新实力的现实选择.
货币政策传导是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的关键环节.本文首先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现状和问题,阐述"理想"与"现实"状态下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证明商业银行定价机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完善定价机制可以有效提高银行内部利率传导效率,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更为顺畅.之后进一步对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总结美联储利率体系和美国商业银行定价机制的运行经验.在此基础上,针对性提出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定价机制的建议.
本文梳理发现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历程并不符合经典的"卡尔多事实",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分阶段特征.为此,本文重新估计了我国1978-2018年不同阶段的宏观生产函数,并进一步测算了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照传统估计方法显示,采用分阶段估计的结果更加贴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考虑到2008年之后中国资本产出弹性已经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且TFP显著低于2008年之前的水平.因此,未来我国必须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研发部门持续创新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足够的效率支撑.
为加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二者的联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文章运用西北地区5省域201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时空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12-2020年,西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耦合协调水平历经"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初级协调"四个阶段,区域内的协调配合得到显著优化.在空间上,形成以陕西、新疆为第一梯度,青海、宁夏为第二梯度,甘肃为第三梯度的布局,但区域之间的耦合协调差异逐年递减.现阶段西北地区的协调作用表现出"农业发展滞后-金融引领前行"的局面,应坚持走绿色创新发展道路,深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改革,助力农业同金融领域的良性可持续协同配合.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数量众多,可极大减轻社会就业压力,支撑着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但民营企业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犯罪数量攀升,民企涉案人员审前羁押常态化等问题.依法惩处犯罪理所应当,但在后疫情时代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步履艰难,面对涉刑案件也应给予充分刑法保护.本文将着重探究民营经济涉案市场主体中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的障碍及深层次原因,寻求扩大对涉案市场主体适用以取保候审为首的非羁押强制措施的途径,充分维护涉市场主体的诉讼权利,以维护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营和稳定发展.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针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新发展格局,更加突出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2010年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相较于宏观环境外贸依存度的降低,微观企业则表现为内销密集度的变化.本文从双循环的微观层面出发,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内销密集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对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内销密集度上升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内销密集度上升通过促进企业商业模式的改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建议.
在建立无锡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基础上,本文利用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分析认为无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的综合指标从2010年至2021年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发现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制造业绿色环保的指标高于其他两个指标,随后使用灰色关联度进—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的关联度更强,而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推动制造业的绿色环保,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的人力资本,其结构的升级演变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型人才与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文章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视角,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探究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基于数字经济在经济空间联系上更加紧密的特点,采用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溢出效应也更为明显.其政策含义是,应从单纯注重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转向大力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以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持续增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应该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企业组织形式的调整对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度量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的相关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纵向一体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纵向一体化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但这一作用是递减的,即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讨论表明,纵向一体化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效率,从而促进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因此,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国内经济循环的畅通,允许企业自由合并至关重要.本文的结论对于如何客观看待企业纵向合并,处理垄断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碳市场交易价格是推动碳市场功能发挥的关键要素.本文总结我国碳价的运行特征,从理论上厘清碳价形成机制,结合国内外碳市场实践经验,分析碳市场内部机制设计和碳市场外部运行环境——能源价格和意外冲击等多重因素对碳价波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防范我国碳价异常波动风险、发挥碳市场交易价格信号作用的相关建议:科学制定碳配额总量目标,政府合理分配和管理碳配额,完善碳配额跨期管理机制设计,健全碳价监测预警系统.
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贸易匹配数据,采用倍差法研究中国在加入WTO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下降对中国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研究发现:TPU下降有利于促进企业就业增加,该结论在TPU年度指数以及TPU行业指数两个维度得到验证,其影响途径包括企业贸易规模扩张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渠道.此外,TPU对异质性企业就业人数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不同贸易方式分析发现,TPU下降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就业人数增加,而对加工贸易企业影响不显著;从不同贸易流向角度分析发现,相比进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在TPU下降时受到的影响更大;从不同所有制角度分析发现,TPU下降对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大,私营企业次之,对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从不同地区的分析发现,TPU对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最大.
常用的房价收入比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指标,没有考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此在静态房价收入比基础上,本文提出根据科学、客观、可测、可比和简明的设计原则,引入收入增长率这一动态因素,界定动态房价收入比指标的确切含义,推导出动态房价收入比的计算公式,并利用公式对不同收入增长率与不同静态房价收入比组合下的动态房价收入比进行了计算分析.最后,建议在分析房地产价格问题时,还应该结合动态房价收入比进行综合考量.
近年来,卖空机制作为一项重要的交易机制对公司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卖空机制如何影响审计师决策.研究发现,引入卖空机制后,审计投入、审计收费显著上升,审计师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概率明显增大.同时,社会信任水平作为非正式制度,对卖空机制与审计投入、审计收费以及审计意见的正向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弱化;卖空机制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主要源于做空压力.上述研究表明引入卖空机制有助于规范审计师行为,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信任作为非正式制度对我国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