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w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leads to the “big but not strong” producer services, which hinders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Using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and RESSET enterprise data for the period 2000-2019,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human capital quality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It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how human capital quality affect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er services. We find that human capital quality in China present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generally showing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Furthermore, human capital quality positively affect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er services, particular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tegy to Make China a Talent-Strong Country (2007),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producer services is more pronounced. Our empirical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FDI enhances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qual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er services, especially in promoting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strength.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quality and producer service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basis and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move to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adually.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针对平台企业如何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从而赋能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与机制进行调查和梳理,聚焦平台吸引并协调多方参与的过程与细节,提出了可持续价值共创理念,挖掘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进行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的新思路和新方案.研究表明,共富乡村项目实践过程中体现出了"平台企业—政企民—社会"构成的可持续社会价值的圈层结构:第一圈层是平台企业的自组织,在企业内部通过业务嵌入、方法优化等参与乡村振兴;第二圈层是"政企民"生态圈的互动,在数字平台企业的带动下,政府、企业、村民形成了科学的角色分工,并建立起行为协调和追责机制;第三圈层是社会力量的联动,在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实现更广的外部辐射,最终使得农民共富受益,生态资产变现,打通乡村与城市的连接通道,实现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
要想在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势必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工具.因此,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别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二者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已越过极值点,其发展确实能够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剔除直辖市样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在高人口水平地区,二者之间显著存在"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更强推动作用.本文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认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为我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路径支持,并且为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更为匹配的金融政策提供良好参考.
本文利用2007～2020 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持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水平,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持股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外资持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管理者短视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促进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研究,为加快金融开放提供了依据,同时为合理约束地方政府债务、构建和谐的政企关系提供了参考.
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是现代财政优化资源配置职能的关键点.在当前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凸显的形势下,探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加急迫.推进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旨在从源头上遏制财政支出的低效、无效问题,让"花钱必问效"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自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实施以来,部分省份建立了完整的绩效管理体系,补齐了预算管理的短板,取得了良好的探索成效.在经济发展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通过纵深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撬动放大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高效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一环.
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驱动力.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各类资金的支持.本文以2007～2019 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构建技术创新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外部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银行信贷和股权融资三种外部资金支持对新能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技术创新在银行信贷和股权融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中介效应,在政府补贴的作用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的长期提升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银行信贷的长期提升效应较为平稳,股权融资的长期提升效应则呈现先降后升的"U"形.应该加快构建以政府补贴为导向和保障,以市场性资金支持为主体的多元化、高效率的能源科技创新投入机制,为能源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促进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和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为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提供有力保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背后中国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后发优势三个方面.但随着内部人口结构变化、要素成本上升、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传统优势绝对水平依然存在但相对领先幅度逐步缩小,未来需要探索新路径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未来,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体现在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以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完善为动力,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基础,以大中小优质企业梯度发展为格局,以制造业高效融合服务业为协同.建议未来政策重点关注四个方向:一是强化关键领域产业政策,二是用好金融服务支持科技创新,三是构建统一大市场挖掘规模经济潜力,四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新发展机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独特优势.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能够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开辟农民增收就业渠道、提高农民生产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在现实运行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共同富裕面临困境,应探索和推广多种稳健经营模式、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联结机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队伍、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政策体系.
在皮尔斯"二重红利"及波特假说的基础上,2016 年,碳定价领导联盟针对碳定价,提出了"三重红利"的相关论述.然而,实践中"三重红利"是否存在,以及实现"三重红利"需基于怎样的条件或制度安排,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议点.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实践时间较长的欧盟为例,探讨了碳定价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提升社会福利、促进低碳技术投资及研发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同时,本文还重点思考了"三重红利"的中国应对.
本文运用TVP-SV-VAR模型从外部溢出视角检验了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对人民币汇率失衡的时变性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影响看,全球金融周期扩张对人民币汇率失衡产生正向溢出,其中对暂时性汇率失衡的冲击程度更大且逐年波动上升.从作用机制看,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渠道加剧了人民币汇率高估,而通过利率渠道则可以减缓这一冲击.此外,全球金融周期波动主要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利率渠道冲击暂时性汇率失衡,而对长期汇率失衡的冲击则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本文验证了全球金融周期加剧人民币汇率失衡的作用机制及其对暂时性和长期汇率失衡的差异性冲击,为应对全球金融周期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并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业务、数字商务应用和数字政策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运用2011～2021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数字经济影响企业创新总量和创新质量两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总量,并促进企业创新质量升级;且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科研人员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经济赋能科研人员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机制.上述研究结论为推动数字经济地区均衡发展、促进企业创新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主持人语：数字技术改变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方式、范围和速度，给基层治理正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开展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于2022年7月调研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高青县、桓台县、周村区、临淄区、张店区、淄川区等地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做法，9月又调研了浙江省湖州市德青县、长兴县、安吉县、南浔区等地的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也是浙江省26个加快发展县之一。近年来，缙云县围绕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要求，重视财税职能作用的发挥，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积极做强工业基础，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取得明显成效。农业稳、工业强、服务业活、财政政策实，这些特质为缙云县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缙云县共同富裕建设的活力所在。
组织韧性指组织在应对危机和风险时能够承受、恢复和反超.作为一个情境性概念,乡村防返贫中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与组织韧性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以应用防返贫监测系统的山西省绛县任村为例,聚焦数字化何以提升组织韧性的核心问题,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提升组织韧性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提升组织韧性,在风险的萌芽阶段进行监测、识别和响应;数字化对组织韧性的提升是通过促使组织内部实现"资源冗余—结构灵活—文化涵化"和组织外部实现"关系稳固—环境催化"来共同作用的.最后,本文构建了数字化影响组织韧性的理论框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持组织韧性和防止返贫提供了实践启示.
本文以北京为例,分析了高精尖产业发展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提出高精尖产业发展需要把握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双碳"目标、就业优先战略、健康中国战略"五大宏观力量",需要把握产业互动、产业升级、空间重构、产业生态、数字化驱动"五大中观力量",需要把握技术引领、应用场景牵引、人才与企业的匹配、服务化创新、迭代进化"五大微观力量".
本文旨在探讨地方财政分权对于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基于省级财政数据以及2005～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发现地方财政分权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就作用机制而言,一方面,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通过企业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工业用地价格补贴等成本收益直接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另一方面,财政分权还可以通过改善当地制度环境以及完善当地基础设施从而为企业研发提供更好的创新环境.同时,本文并未发现金融分权在财政分权促进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异质性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于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政企联系越弱和地方税收净上缴越少的省份,以及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中表现越明显.最后,本文还就财政分权对于企业研发的促进效果在国企—非国企间的差异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发现尽管财政分权下,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但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创新激励效果上,表明财政分权带来的研发促进效果存在一定资源配置扭曲问题,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式分权激励体系运作提供一定政策意义.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产业兴旺,各级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研究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高财政资金绩效、优化资源配置、明晰财政支持路径,对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阐释了产业及产业兴旺的内涵、财政支持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政策目标逻辑,从财政支持政策设计、财政支持资金规模、财政政策效果等方面介绍了广西实践探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基于理论和政策实践分析,提出了支持产业兴旺加快广西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乡村绿色振兴是在低碳发展目标与乡村振兴发展目标有效结合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金融资源服务乡村绿色振兴,需要紧密围绕低碳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乡村绿色振兴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新形势下,金融服务乡村绿色振兴呈现出新局面,在发展理念、资源配置、制度建设和产品设计等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金融资源配置有待提高、市场体系有待健全、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有待完善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等挑战.因此,建议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构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金融组织体系、打造机制灵活的金融市场、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服务、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完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等方式来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助推乡村绿色振兴的成效.
本文在分析了文化创意驱动农业发展的概念、内涵、体系和理论依据的基础上,阐述了文化创意驱动农业发展的价值链路径,得出了文化创意驱动农业发展的五个关键环节,为文化创意驱动农业发展找到了突破口.最后,结合重庆酉阳创意农业的开发案例,对文化创意驱动农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
产业集群是推动区域创新的有效载体.新发展阶段,区域创新呈现创新模式多元化、创新体系多极化和创新能力差异化等特点.产业集群在地域、结构、功能和目标方面与区域创新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并通过要素共享机制、规模经济效益机制和竞争效应机制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以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创新发展,需要优化产业集群布局,增强产业集群的辐射带动力和核心竞争力;高效统筹区域创新要素资源,建立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强化政府的引导和保障作用,推动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