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 31 个省(区、市)2012-2020 年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在采用熵值法对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的方法对我国新时代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进行测算,并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结合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阶梯形格局,总体差异较大,呈波折下降趋势,地区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中国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提高,但绝对差距在扩大,趋于极化发展态势;中国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状态较为稳定,表现出渐进上升趋势,稳态分布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将向更高质量方向不断演进.
管理层经营业绩受到企业内外部的多方关注,当实际业绩与期望业绩存在落差时将形成管理层业绩压力.以企业税收规避为视角,基于我国沪深A股 2008-2020 年的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管理层业绩压力的影响、机制和后果.研究发现,管理层业绩压力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水平,其原因在于管理层业绩压力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和关联交易;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削弱管理层业绩压力对企业税收规避的促进作用,行业竞争和明星分析师会增强管理层业绩压力对企业税收规避的促进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面临业绩压力的管理层采取税收规避行为将会对企业的盈余质量造成损害,但对未来企业价值并无明显影响.
探究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在现有GDP分解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察GDP所涉及的区位、最终产品需求的去向等因素,对 1965-2020 年间全球经济大循环分别从国家、行业层面根据静态、动态视角进行内外循环分解.主要结论如下:一是 1965-2018 年国际大循环比例在缓慢提高,2018 年已达到 23.43%,其中复杂国际大循环起主导作用.二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循环,1991-2007 年国际大循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接近 30%,其中复杂国际大循环可以解释的比例约 66%.三是样本期内,经济增长的产业动力主要来自服务业内循环,1991-2007 年服务业内循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1.44%,并且制造业外循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制造业内循环.四是 2000 年之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内循环动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后工业化大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循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依托于特定的空间载体,也依赖于金融和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和溢出.以 2008-2017 年中国十大典型城市群的 158 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地理分析和门槛效应诊断系统梳理了不同城市群金融—科技空间耦合的时空演变及其实际影响,发现:金融—科技集聚的空间耦合呈现出显著的"核心—外围"扩散与梯度分布特征,并与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变高度一致;金融—科技的空间耦合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种效应伴随耦合协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递增特征;金融—科技空间耦合的正向效应受制于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两个子系统的状况及其差值,其中金融集聚的正向门槛效应更强,而科技集聚的门槛效应则呈现U型演变.由此,加速城市群的一体化需要以都市圈为抓手,以金融集聚为先导,推动金融和科技两个子系统的空间耦合,并针对不同城市群设计差异化的策略.
社会绩效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内容,交叉持股的网络联结为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契机.基于 2010-2020 年参与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关系矩阵构建交叉持股网络,从受关注度和影响力两个视角,探讨交叉持股网络位置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交叉持股网络内的中心性越强,其社会责任表现越积极.具体而言,提升企业在网络中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均可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促进效应在大规模、领导权两职分离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在传导机制中,企业的网络受关注度和影响力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社会责任活动,而网络影响力还可通过强化内部控制激励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