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岸警卫队作为美国唯一负责近海综合执法和国土防御的独立军种,近年来为执行围堵遏制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同时改变自身在美国军队中的弱势地位,着手将职能重心转向参与中美战略竞争,以"海洋执法"和分担海军"航行自由计划"为名,持续加强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存在,不断实施对华滋扰挑衅活动,企图在"海上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谋取对华竞争优势,积极充当围堵遏制中国的海上"急先锋".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所作所为势将激化地区海洋矛盾,威胁地区安全稳定,甚至不排除引发中美间海上局部冲突的风险.同时,美国海岸警卫队参与对华竞争也面临诸多挑战和制约因素,未必能顺利实现其相关目的.
"混合战争"理论打破了战争与冲突的单维军事界限,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多维性和多领域性特点.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全领域的"混合战争"对抗,传统军事手段、网络战、信息战、经济战等协同配合,综合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作为当前战争形态变迁的主要方向,"混合战争"呈现出强技术时代性、强系统模糊性和强规则破坏性的新发展趋势,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战争领域的重要反映.随着"混合战争"手段的持续扩展,战争与和平的界限逐步被打破,战争和冲突的外延日趋模糊化,现有的战争规则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受到巨大挑战,国际体系秩序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通过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炒作涉港涉疆政治问题、推动中澳经贸议题"政治化""安全化"、强化澳南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配合"美澳价值观同盟"转型等举措遏制中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之所以逐渐表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囿于高度捆绑的美澳关系、基于澳日益负面的对华认知、为迎合本国日渐保守的政治氛围而做出的选择.澳大利亚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华遏制有助于提高其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但同时也强化了其对美国的依赖关系,恶化了中澳之间各领域合作的政治氛围,并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加入CPTPP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的日本因素尤其需要引起重视.作为所谓的"主导国",日本在CPTPP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在推动机制扩容等重大事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申请加入该合作机制,日本的立场有明显的转化过程,体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当下,日本以中国难以满足CPTPP全部规则要求为由态度消极,实则其背后更多是出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深层次的战略考量.日本此举不但会妨碍中国推进自贸区提升战略,也不利于亚太经济一体化发展,甚至对其自身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应拟定宏微结合的策略,宏观上侧重统筹兼顾,从更高层面看待分析日本因素;微观上以尽快解决加入CPTPP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为主要目标,围绕条款规则对标与以日本为代表的个别成员的消极应对等实际情况,积极思考应对之策.
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实践全面诠释了"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的意涵,其精英治国制度化的形成与发展则是观察与理解新加坡发展道路的重要窗口.自第一任国家领导人李光耀延续至今,人民行动党在接班人及其团队的遴选、培养和交接等各个关键环节上都形成了较为成熟、系统且独特的工作机制.这使人民行动党的适应性得以提升,既维持了该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又保证了新加坡各项大政方针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与往日稳定的政党发展环境不同,在新一轮代际交接之际,反对党的崛起、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生与地区安全风险等诸多挑战,正成为以黄循财为领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第四代领导团队所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选举难题.同时,新加坡的精英治国机制能否因应形势变化而持续推进,也成为观测其政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所在.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军方在短时间内发布多份气候战略报告,前所未有地搭建起覆盖各军种、各领域的气候战略框架,首次将"适应"和"减缓"并列为两大核心目标,三军分别提出具体的量化减缓行动目标.拜登政府推出并实行军队气候战略的动因包括应对气候风险、增强美军战力、助推绿色产业发展等,而"漂绿"国家形象、塑造地缘政治的意图远大于应对气候危机本身.未来,美军在"适应"方面有望取得进展,但在"减缓"方面很难产生实效,主要囿于军方缺乏实质性的清洁能源转型决心、技术阻碍使得气候战略难以真正落地.可以预见,美国将继续扩张其军事霸权、气候霸权和绿色经济霸权,并追求三个霸权身份间的相互支撑,持续复杂化、碎片化全球气候治理.美军气候战略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冲击将逐渐显现.
拜登政府自执政之初便将气候政策作为优先事项,试图全面扭转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待气候治理的消极立场.在总结政策背后内外部动因的基础上,本文将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归纳为重整国内制度安排、重返全球气候治理和发展绿色科技产业三大脉络.本文进一步从国内党派斗争、经济格局动荡以及国家间利益冲突三个角度分析了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结构性缺陷,并评估其进展现状与国内外障碍.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将至,拜登政府在挖掘气候领域政绩潜力的同时,也将面临更大的政治阻力.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与国际经贸形势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应拓展气候治理领域国际合作空间,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同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前沿和关键科技对未来中美国力对比和国际格局塑造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在这些前沿领域的迅速追赶与美国领先优势的显著缩小引发美国精英阶层的不满和焦虑.从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对华战略竞争"5年多来,美国政府动用各种国家工具打压、遏制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已经对中美两国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科研和产业、全球创新体系和国际科技治理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引发美国及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不安.拜登政府已开始对与华"脱钩"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而中国正加大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的努力.鉴于中美两国科技生态高度相互依赖,两国构建科技竞合关系仍然存在可能.就某些目标形成共识、在统一规则下分享比较优势、在合作中加固互信,将有助于推动中美科技竞合关系走向成熟.
渔民渔船在争议海域参与海洋维权活动是南海争端事件中曾经发生的一种现象.西方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却有选择和针对性地指责中国渔民渔船的海洋维权活动"违反"国际法,要求中国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损失,抛出所谓"民兵渔船国家责任论".此说不符合《国家责任条款》确立的国家责任归因要件和标准,也与我国渔民渔船参与海洋维权活动的具体事实不符,无论是从行为要件和违法要件进行评估都难于成立.通过对2009年美国"无瑕"号舰船事件和2012年黄岩岛事件等有关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涉事中国渔民渔船的行为客观上呼应了国家海洋维权需要,履行了公民义务,但并未构成违反国家承担具体国际义务的法律事实."民兵渔船国家责任论"在话语上具有欺骗性,其政治宣传大于法律意义,同时也需警惕美国炒作相关议题、进一步推动南海争端"法律化"动向.
在拜登政府实施"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日菲三边防务合作正朝着机制化、实质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增加及扩建东南亚军事基地、增强亚太盟友的军事能力、开展常态化联合军演和海上巡航、强化自身防务政策的协调平台等方面.美日菲三边防务合作的深化既是拜登政府通过"小多边"外交固化"第一岛链"的体现,也是日本积极发挥中间链接作用、菲律宾对周边安全和南海问题关注回升等因素助推的结果.美日菲防务的"小多边"化合作不仅挤压了中国的战略空间、刺激和加剧了大国博弈,而且使区域安全呈现"阵营化"趋势.尽管美日菲三边安全框架最终能否成形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仍需引起我国警惕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应付.
在美国加剧在印太地区遏制围堵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大国印尼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显得愈发重要,而作为标志性项 目的"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正当其时.域内资源禀赋优异的"第一自然"特征使双方在海上油气、新能源、渔业和热带种植业等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合作潜力,但域内欠佳的"第二自然"特征,即经济地理特征也制约着双方合作潜力的充分发挥.同时,域外大国的掣肘以及经济走廊域内和沿线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都影响到其建设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为此,中国与印尼需要采取综合手段,积极重塑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妥善应对域外大国的对冲战略,并强化两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保障经济走廊建设的高效和可持续推进.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秉持"重返世界大洋"的海洋战略观,将整个世界大洋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纳入国家利益体系,以整体化海洋经略思想构建综合性海洋潜力,同时安全忧患和对抗意识随着地缘形势变化逐步超越了发展诉求.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观中的观念约束突出表现为海洋经略目标与手段失衡、经略维度中安全与发展失衡、历史情怀与现实利益难以和解.受其影响,俄罗斯海洋实践活动呈现以建设海洋军事力量为核心、海洋经济活动处于薄弱地位的行为偏好.在上述认知基础上,中俄海洋合作可在相互支持对方核心利益基础上兼顾各自行为偏好,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印度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在后冷战时期表现较为突出.它不仅为国际维和提供了大量人力,也在宣扬维和理念、建设维和制度、开展维和合作等方面有所建树.印度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力主要出于以下战略考量:塑造大国形象、助力实现"入常"梦想;借鉴外军理念、发展自身军事能力;介入中东非洲事务、拓展海外利益等.另一方面,印度的维和实践也显露出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不断表现出的利己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的地区霸权理念以及时有暴露的维和能力短板等.展望未来,印度将继续保持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但其以维和人力贡献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模式恐难以长期维系.
基于对现代世界主要趋势与发展前景的认知、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现实,以及对内形成共识、对外明确表达政策的需要,俄罗斯近期再次修订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其核心内容主要涵盖两个层面:在全球层面,明确俄罗斯在世界秩序、法治、国际安全方面的立场,强调优先维护其在各领域的国际利益,主张围绕人的安全与发展促进国际合作;在地区层面,调整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区域优先次序.新构想蕴含的政策动向及其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基本认知呈现出新特点,俄罗斯试图据此凸显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务实性.鉴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走向,《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此次修订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当前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主要国家扩展国际权力的有力依托,而太空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为此印度政府接力推动其太空战略,在基本解决运载工具问题之后,利用低成本策略积极开拓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全面加强空间探测和载人航天等主要领域的顶层设计.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印度太空技术发展迎来了有利时机.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技术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来的技术引进和市场准入机会.当前印度的太空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面临的制约也显而易见.除核心技术差距外,印度私营部门参与太空产业化的步伐也落后于主要国家.印美太空合作还受到美国太空霸权的影响,这也成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战略疑虑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印度有动力也有责任在太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在太空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典型路径.
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芬兰决定加入北约,这意味着北欧国家持续多年的中立历史彻底终结.追根溯源,北欧五国的中立皆因冲突而生,但此番俄乌冲突却使瑞典、芬兰放弃中立,其背后深层原因是西方身份的拉力、新型威胁的推力和瑞典、芬兰同频共振的合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两国放弃中立不会立即引发其他中立国"跟风",但将弱化它们的中立性,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在大国对峙的紧张氛围下,中立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只有大国尊重联合国宗旨和多边主义,真正维护中立主义,才能更好发挥中立国和中立政策的积极作用.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大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加剧,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政治、能源和发展格局的演进.在安全层面,大国在中东发动代理人战争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中东矛盾不再是全球主要矛盾;地区国家关系出现了缓和态势,从对抗走向对话,寻求建立更加稳定、均衡和普惠的中东安全新架构.在政治层面,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美俄的盟伴竞争使中东国家成为"新中间地带",但大多数国家不愿在美俄之间选边站队.在能源层面,俄欧博弈使中东国家从以往对亚洲能源出口"一边倒",转向与亚欧能源消费大国同时建立合作关系的"东西并重".在科技层面,美国鼓动中东国家与华脱钩、断供,但中东国家反对科技议题政治化,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气候领导力竞争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美国、欧盟已经在新一轮的气候博弈中取得一定先发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气候新政,以巩固或扩大自身的气候领导力.中国的气候领导力建设路径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相比,既存在同质化倾向,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双方演化成竞合并存的逻辑关系.当下全球气候治理仍有很多尚未解决的关键议题,这为中国塑造气候领导力留存了一定空间.一方面,中国国际力量的跃升需要匹配适格的气候领导力身份;另一方面,在当前气候领导多元竞争的国际格局下,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导力方面的突破与形塑,需选择理念型、制度型和方向型等统筹兼顾的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际贸易下滑、人员往来受阻、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竞争阻挠,"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困难,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疫情期间,"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取得了系列积极进展,展现出巨大活力和强大韧性,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在疫情困扰下依然能取得较大进展,关键在于这是中国倡导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化,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后疫情时代,高水平、高效益、高质量、高韧性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在202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三大文件中,将科技创新明确列为国家的头等国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突破口.近期越南发布了《至2030年科技与创新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到2030年科技创新的部分领域达到国际水平、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一系列目标,展示出越南政府在关键科技领域实现技术创新、自主研发和提升竞争力的决心,标志着越南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已经成型.越南此举主要有应对全球科技革命格局的变化趋势、加速国家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突破科技创新短缺带来的困境等动因,展现了赶超国际先进科技水平的强烈意愿和超前的竞争意识.越南科技创新战略走向将对中越科技合作、两国关系发展带来重要影响,越南的相关举措及其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值得关注并借鉴其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