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绿色法庭是印度针对生态环境损害实施专门司法救济的一项制度尝试.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庭形式,其制度建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原告资格的开放性规定;其次,采用专业法官与技术专家共治的法庭模式;第三,依据自然正义原则审理案件,并可自主创设程序规则;最后,实施严格的判决执行和司法解释制度.上述的制度建构不仅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众的司法接近权,还以开放和便利的方式传播了环境价值和生态理念.同时,通过创新性的救济措施和进步性的判决,其不仅保障了公众的环境权利,还确保了环境制度框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中,国家绿色法庭的自主创设程序和共治型裁判模式于环境司法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前者通过灵活运用程序规则,使诉讼过程融合了对抗性、询问性、调查性和合作性等多种机制.而后者则促成了法律规范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协调,并使司法裁判成为一个协同、共生、多学科的作用机制.这种裁判模式使法庭规则始终保持前瞻性,继而可适应不同情况案件的处理,并推动着环境司法制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印度和美国的防务关系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升温.然而,新德里对华盛顿的"海洋航行自由"行动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印度在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时对部分条款提出了保留性要求,对美国在印度近海实施的"航行自由"宣示活动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争端和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印度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及尊重南海"航行自由"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对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名,表达了口头支持,并通过同日本及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强印度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但避免直接参与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巡航活动以防过度刺激中国.印度对于美国军舰在印度洋和南海不同水域"航行自由"活动的认知差异及其应对措施体现了鲜明的实用性和利己性,特别是以维护"海洋航行自由"为幌子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中国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程度.
自独立以来,印度就以掌握印度洋海权为其海洋政策的根本目标.为实现其海权抱负,近年来印度积极参与印度洋安全治理,力图借此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并排挤域外大国.为提升其海权,印度在与域内国家的合作中试图树立"友好警察"形象,强化其在印度洋安全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重点加大对印度洋地缘政治热点地带的安全治理投入,并利用区域安全治理限制特定大国的影响力,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通过上述措施,印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权,但其在安全治理中"夹带私货"的行为也对印度与部分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印度宪法》在其第八附则中明确列举了 22 种语言,这些附则语言在各种领域享受了诸多优待.多数观点认为附则语言关乎民族自治,然而这种观点错误地将附则语言与各邦的官方语言等同,实际上两者的关系只是交叉而非全同.由于附则语言享受了诸多优待,导致非附则语言遭受了歧视乃至压迫,同时鉴于第八附则已无扩张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多数观点主张废除第八附则从而彻底消除歧视,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由此带来的现实问题: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比例分配语言资金,那么使用人口稀少的濒危语言反而失去了专属资金;如果企图将所有的语言都确认为考试语言,那么最终只能排除地方层面的语言而选择联邦的官方语言,这样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歧视.因此,对第八附则恐怕只能维持现状.
防务相关基础协议是印度与美国双边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是评判当前印美战略关系程度、特征和性质的主要指标.有关签约的谈判耗时长久并经历曲折,近年始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2020 年期间签署的《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三项文件各有侧重,从基地后勤支援、加密通信和实时情报共享、尖端军备供售研发到战术操作协同,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体现了美印军事合作的递增与补足特征,表明印美双方的军事互信和战术互操作能力已达到一定高度.印美在"印太"背景下增强军事合作将对地区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考察印美基础协议的基本内容、功能特点及印美围绕签约的认知与利益异同,分析对印美防务关系和地区安全的影响,以期判断现阶段印美战略合作的程度与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