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求明显提升.顺应时代变革、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的议程: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共同利益扩大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与此同时,回应和解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由此,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共同点"、破解非洲发展的"痛点"、擦亮中非合作的"亮点"、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增长点",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力点.
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的新举措,也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系综合考虑湖南省与非洲人文纽带和经贸现实需要,长期落户湖南的第一个国家级、国际性对外开放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自2019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两届,在顶层设计、主题设置、办会形式等方面形成了 自身的运作特点.在办会成效方面,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深化了中非经贸合作,还进一步推进了中非综合物流体系建设及中非经贸研究和人才培养蓬勃发展.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和"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历史时刻,中非经贸博览会应进一步释放平台效应和溢出效应,围绕"中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完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深入推进"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办会模式,提升"讲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的对话能力,挖掘"人文交流、数字创新、绿色发展"的新增长点,完善后疫情时代的办会机制,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建国后,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大致经历了军事管控政策的实施、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与实施、《犹太民族国家法》颁布至当前4个阶段.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取向,维护犹太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成为主导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从现实效果来看,虽然以色列的以国家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有力地捍卫了其"犹太民族国家"属性,确保了国家的整体安全,但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也使其面临着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国家凝聚力削弱、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的威胁与挑战.奉行和合共生的政策理念与重塑包容、合作的安全机制,是破解以色列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问题之路.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非洲华人是中非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一些华人因其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获封酋长称号.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至少有24位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集中在西非国家.华人酋长主要从事工程建设和个体工商业,属于广义上的发展型酋长,具体可分为"基建酋长""侨领酋长""个人商业酋长"和"文教酋长"四大类型.华人获封酋长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但东道国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也同等重要.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出现的"发展酋长""海归酋长"以及"移民酋长"等新机制在吸纳外籍酋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在履职状况、获封原因以及外来者身份等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华人酋长需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履行好社区服务和管理工作职责,并做好正面宣传,进而更好地促进中非人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