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是一种基于"家"的哲学,而非一种关于"家"的"家哲学"."家"是作为个体的人所从出之处;天地自然,是人类所从出之处.人之知、思既使人走出"家"的浑然一体,成为一种个体性的实存,亦赋予了 自己普遍伦理性的存在方式.在离开中回归 自己,成为人的存在实现的必然方式.文明作为一种理性的前行运动,必伴之以无明的遮蔽而使人偏离其存在之本真.人类存在的实现,必在其前行的运动中本然地涵具一种回归 自身本原的向度.人类灵魂的深处,本原性地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中国哲学强调"知止",道家讲"远曰反",儒家讲"不远复",就是要在"进""止"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性的张力关系,使人的存在保有其生命整全性的意义.人作为整体性的存在,以原初性的情态方式把握自身及周围的世界.人的实存,原生于"家",其心之所发,最切近者莫过于"亲亲"."家"和"亲亲",构成人各"爱其身"与爱人爱物的普遍性实现之中介或桥梁.由此推扩而"达之天下",至于"仁民爱物",其不同层级的普遍化,乃成就为以差异为前提的"通"而赋有"家"的意象和意义.人的 自我认同和文明的发展,亦可由此获得其本真性的意义与合理性的根据.中国哲学所遵循的情态性存在实现的进路,为未来哲学的发展展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方向.
现象学对他人与主体间性问题的讨论、分析的心灵哲学对他心问题的讨论、伦理学对同感与道德问题的讨论、政治哲学对启蒙情感主义的讨论,不约而同地使对同感(Einfühlung)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热潮.然而不少论者在说理的过程中往往不加区分地将同感(移情)和同情(Sympathie)混淆起来使用,既没有准确刻画同感的本质,也没有对同情概念的复杂含义做深入分析,以致造成了很多误解.通过从词源学、思想史和翻译史的角度对"Einfühlung"与"Sympathie"这两个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后者是一个比前者更古老的概念,前者从出于后者,它分享了后者的其中一种含义(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同情),正是这种含义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同感(移情或共情).在现代思想语境中,前者逐渐替代了后者,成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现象学、实践医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公共话语中的核心概念.而后者的另一种含义(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同情),则在伦理学中得到了固化,从而成了道德哲学或道德心理学的一个专属概念.
对社会舆论的"沉思"可有日常意识和现象学两种,前者极有可能起于经验、感知而止于议论;而后者则致力于把握社会舆论的"是其所是",借助先验还原给出一个有关社会舆论的"本质还原",其旨趣在于把握社会舆论的"真理".除了将"真理"呈现在表象里把握在意识中,借以显现出社会舆论的原始发生及其演进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将其"还原"为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和精神"现象",这就是"场域"思考.只有将现象学中无人称、无主体的社会舆论还原成具体场域中的"现象",它的主体、客体、中介及其有机联结才能得到确证和澄明,从而为"归责"奠定基础.社会舆论伦理学本质上乃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正当性博弈,而伦理学就是要为制造舆论、传播舆论、接受舆论、改造舆论等行为进行正当性基础论证,指明一种正当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可能的,并为此提供德性论和规范论建构理据.
贾平凹散文的意义应该放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进行观照.贾平凹对中国当代散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在于其独具特色的散文创作,同时也在于其散文理论和散文编辑理念.贾平凹的"大散文"主张是中国当代散文美学的重要收获,这一主张改变了几十年的散文传统和流行风格,丰富了对散文审美内涵的理解,不仅具有汉语散文的文学史价值与理论价值,而且在散文创作上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贾平凹对散文创作有着自觉的探索精神,其风格的变化脉络清晰,有迹可循.贾平凹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其散文创作在对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关系的理解上也极具启发性.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