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现代化一度垄断了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解释权,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因此,应透过外在问题深入其资本主义本质及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规定性来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沿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的原则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要旨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与重新赋义民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体现为始终秉持一种积极的现代化观和对平等价值的强调;另一方面,对民主的重新赋义体现在从制度上回答了"谁的民主"的问题、明确民主是解决问题并追求善治的民主、强调尊重民主多样性和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必将从根本上克服西方化体系下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进而超越西方化的限定性,使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化形态中获得彻底解放.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运行—赋能"的制度优化框架,提出建立"中央—地方"两层级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将政府首席数据官提升为各级数字治理第一责任人等体制性实践进路,遵循数据共享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治理全流程等机制性实践进路,设立"双政府首席数据官"、推进绩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等工具性实践进路.
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政策与生活、贯通行动与乡风,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托.然而治理实践中的积分制,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困境.基于可视化的分析视角,对Y县积分制实践的个案观察发现:积分制不仅是基层群众参与文明乡风建设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积分制具有双重可视化特征,即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和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两种可视化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积分制的实践困境.上述张力在Y县积分制实践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为:清晰的浙江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之间的植入张力、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推进张力、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社会弥散场域之间的落地张力.在清晰与模糊之间,Y县积分制实践通过经验蓝本再造、非正式借力与庇护式执行,完成了积分制的移植与运行.进一步讨论上述张力的来源,则在于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在实践中的抵牾.在知识结构上,作为并联特征的技术知识具有共时性结构,而作为串联特征的地方知识具有序贯性结构.两种知识之间的结构差异,影响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在知识关系上,两种知识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正因如此,可视化的过程并非直射,而是不断的折射与反射.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因而,需要规避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而导致的"制度悬浮",以及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而导致的"庇护执行".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激发了农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紧密相连,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具有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指引,二者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丰富了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在实践中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实现集体与农民的联结,让集体经济与组织成员形成高效合作,提高了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成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由于不同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地区差距和产业弱质、资源要素供给短缺、组织引领力不足、人口老龄化和人才匮乏、数字化建设缓慢等方面.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集体经济流动,以数字化建设作为农村发展新引擎,推动"三变"改革,强化制度保障,做好集体成员收益分配的公平普惠,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作为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也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接续推进现代文明、转化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两个结合"的坚持和发展使之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的文明图景和文明前景,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新的文明叙事、复兴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担负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合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双重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的文明意蕴就在于显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文明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