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现代化一度垄断了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解释权,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因此,应透过外在问题深入其资本主义本质及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规定性来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是沿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的原则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式现代化弊端的要旨突出表现在重新赋义现代化与重新赋义民主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代化的重新赋义体现为始终秉持一种积极的现代化观和对平等价值的强调;另一方面,对民主的重新赋义体现在从制度上回答了"谁的民主"的问题、明确民主是解决问题并追求善治的民主、强调尊重民主多样性和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也必将从根本上克服西方化体系下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问题,进而超越西方化的限定性,使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化形态中获得彻底解放.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运行—赋能"的制度优化框架,提出建立"中央—地方"两层级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将政府首席数据官提升为各级数字治理第一责任人等体制性实践进路,遵循数据共享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治理全流程等机制性实践进路,设立"双政府首席数据官"、推进绩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等工具性实践进路.
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政策与生活、贯通行动与乡风,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托.然而治理实践中的积分制,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困境.基于可视化的分析视角,对Y县积分制实践的个案观察发现:积分制不仅是基层群众参与文明乡风建设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积分制具有双重可视化特征,即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和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两种可视化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积分制的实践困境.上述张力在Y县积分制实践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为:清晰的浙江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之间的植入张力、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推进张力、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社会弥散场域之间的落地张力.在清晰与模糊之间,Y县积分制实践通过经验蓝本再造、非正式借力与庇护式执行,完成了积分制的移植与运行.进一步讨论上述张力的来源,则在于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在实践中的抵牾.在知识结构上,作为并联特征的技术知识具有共时性结构,而作为串联特征的地方知识具有序贯性结构.两种知识之间的结构差异,影响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在知识关系上,两种知识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强化、相互激活.正因如此,可视化的过程并非直射,而是不断的折射与反射.两种知识的相互适配能够实现双重可视化的有效互补,从而促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有序推进.而两种知识之间的失衡则会导致双重可视化的相互排斥.因而,需要规避技术知识对地方知识过度再造而导致的"制度悬浮",以及地方知识对技术知识过度俘获而导致的"庇护执行".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激发了农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紧密相连,有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具有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等特征.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价值指引,二者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丰富了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在实践中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实现集体与农民的联结,让集体经济与组织成员形成高效合作,提高了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成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由于不同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地区差距和产业弱质、资源要素供给短缺、组织引领力不足、人口老龄化和人才匮乏、数字化建设缓慢等方面.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强化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农村集体经济流动,以数字化建设作为农村发展新引擎,推动"三变"改革,强化制度保障,做好集体成员收益分配的公平普惠,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两个结合"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作为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真理性,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也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内蕴接续推进现代文明、转化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两个结合"的坚持和发展使之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的文明图景和文明前景,即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新的文明叙事、复兴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担负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合力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双重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深刻的文明意蕴就在于显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现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文明意蕴.
风险社会的到来使社区韧性成为基层风险应对的重要路径选择.学界虽经历了"取经—效仿—自觉"的理论性探索,但囿于学科属性、治理情境及基层视域的研究局限,难以准确刻画出我国社区韧性的本质特征.作为党和国家有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新安全格局提供了兼具宏观视域和本土色彩的理论视野.基于此,在深度把握新安全格局整体性、权变性、主体性、基础性特征的基础上,从价值、结构、管理、技术、环境维度构建社区韧性理论的本土化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其中,价值韧性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风险应对理念,实现社区居民安全保障同居民参与双轮驱动;结构韧性以基层党组织领导弥合科层结构与网络结构张力,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配合;管理韧性强化多元治理主体在预防、准备、响应、恢复、学习等过程中的动态统筹能力;技术韧性以技术化手段为支撑,增强基层社区风险应对的信息、资源整合能力;环境韧性以系统化思维实现社区内外部环境彼此作用、相互协调.这一研究与西方已有研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重心、学科取向上存在本质区别,并在扬弃本土化探诘基础上尝试突破基层视域的理论局限,促成新安全格局与社区韧性建构双向互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韧性话语体系以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政治地位的确立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历史性反思和建构提供了宏大视野.实现民族复兴是接力跑,民族复兴从高度、宽度和时间跨度上全面彰显中华民族主体性.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二者是同义语.实际上,主体性是民族的生命自觉,不光看重向外呈现的主权独立、平等、利益和尊严等方面,同时应关注向内反思的文化特质、实际境遇和民族精神等方面,更应注意内外部的同步和协调,外在呈现应是向内反思的自然呈现.中华民族主体性建构,首先是其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建构,完成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内聚性的历史书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提供精神标识;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境遇出发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民族精神则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动力,应加强民族精神的凝练和培育.其次是在坚持中华民族主体地位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其内部主体性的层级构筑.最后是在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同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实现"自由的超越"之路,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贡献力量.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与社会交往的数字化,网络日益渗透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成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便是在此情境下应运而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贯通新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网络全网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思想价值引领活动."网"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基础,"贯"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精髓,"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目的."因网而贯""因贯而引""因引而通",这三者紧密相连并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内在逻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具有海量性、交互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其创造了思想政治教育新样态,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新场域,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新边界.深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新形态,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具有独特贡献和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立足新时代、面向新征程,应通过提升话语权、赋能新媒体、破解茧房化与形成新合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贯通的有效实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与强大精神力量.
从中西比较视野探究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具有的统摄现代化"普遍性"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典型特征,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西式现代化囿于"资本至上"叙事语话框架,在理论发展上主张以乡村"从属论"支撑"城市偏向论",在价值导向上片面强调农业部门的"从属性"而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在发展经验上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因而难以避免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缺位、社会正义缺失及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桎梏.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相较西方模式具有典型超越意义,主要表现在:基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立足"大国小农"基本国情,坚持"四化同步",发挥现代化的超越性;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变革农业生产关系,确保现代化的普惠性;基于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重塑乡村内生秩序,保障现代化的可持续性.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创造性运用,有力化解了"资本意志"主导的现代化陷阱,体现了对传统现代化内涵的升华以及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其重要成就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现代化立场的经验凝结,体现了推动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探索.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契合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与优势,也为后发国家农业农村发展及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背景下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促成国家和社会一系列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自身的一系列变化,从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于是,中华民族的演进,就在经历了古代存在、现代构建两个阶段之后,进入了当代重塑阶段.在这样的当代重塑过程中,中华民族出现了内部结构优化、民族意识提升、整体功能增强和外部形象改善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日益成为一个受到世界其他民族尊重的优秀民族.同时,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也将在对民族复兴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媒介的快速迭变,致使流量成为理解社会舆论方向和网络空间秩序的新型符号."流量变现"成为不少舆论主体追崇方向的同时,舆论生态格局悄然发生嬗变,出现资本挟持不断挤压舆论公共属性、隐形流量数据暗含"制造同意"风险及外在标准规训舆论内在运行机制等现象.这可能会对政府权威与政治信任带来损害,亟待从网络舆论生态秩序构建上加以纠偏.面对"流量至上"逻辑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与风险,当前网络舆论主体尤其是监管主体主要从观念、制度、技术、道德方面积极应对,探索其矫治路径.在理念维度,树立正确流量观,顺应流量发展趋势,科学赋权,避免单向思维,以流量标准合理化推动舆论生态合理化;在制度维度,把握流量指标特性,兼顾新老规范融合,细化操作指南,主动将流量融入现有的法律规范条例中,"合理化吸收"流量数字背后的人民性;在技术维度,优化算法规则,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实现突破,从信息源抑制负面舆论的传播与扩散,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于良性舆论生态构建;在道德维度,立足个体道德内驱作用,以技术嵌入和道德外化方式推动社会整体安全与个人权利保护平衡.破除流量陷阱,需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相结合.一是要筑"池"引"流",以马克思主义筑牢网络舆论主阵地,以正能量汇集大流量,用大流量成就正能量;二是要驾驭算法,拓宽网络舆论生态智力支持,加速算法技术等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三是要以"措"配"流",以宏观制度规范和微观处理举措推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创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和稳定.
正确认识与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同时又不断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二者存在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具体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的重要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主体意识、独立精神、鲜明特质与精神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与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而直接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进而也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包括整体观念、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革故鼎新的创新思维和刚健有为的奋斗品格.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实践要旨与价值体系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具体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积极扬弃了"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继承超越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诉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目标,创造性转化了"富民教民"的社会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创新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丰富拓宽了"协和万邦"的对外理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赋予了现代性内涵与时代精神,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超越,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社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社区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基础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的发挥.社区治理重在推动上下层级之间的互动以及内部活力秩序的形成,其治理方式的选择和治理成效受治理结构的支配.与此同时,行动者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具体体验形塑着社区治理结构中蕴含的基本规则及其作用机制,而治理过程连接并展演着结构与行动.以湖南岳阳"群英断是非"工作法为研究案例,利用结构化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要素和行动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加以分析,尝试提出"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以此对社区治理的民主过程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委统一领导、法律法规支撑、伦理道德激励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外在条件,而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多元协同机制、社会资本则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条件,两者在互动过程中推动着社区居民身份重塑、治理规则重构和治理资源重置.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实现依赖于高质量党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协同共治的机制、优秀的社区公共文化、深厚的社会资本,这些要素分别建构了社区有效治理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关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群英会",为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
ChatGPT的出现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到来,对政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ChatGPT可以提高政策信息的完整度、扩大政策系统与技术之间的友好接口、更大程度代替人类决策并提高效率、推动政策系统升级并提高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预设功能,人们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人工智能将有助于政策优化,甚至成为政策失灵的规避工具.但现实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策过程中的应用并不一定带来政策优化的结果,相反,也可能正因为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而诱发更为复杂的政策失灵.原因在于:人工智能隐蔽的算法偏见会带来偏狭的政策信息,对信息生成与传播的隐蔽控制会带来政策观点的极化,决策过程对机器的依赖会加剧政策系统的封闭性,社会监控系统隐形带来政策目标的自反等.人工智能并不一定保证政策目标的达成,反而可能成为政策失灵的推动力量.由于决策责任体系的复杂化,人工智能的影响难以确定,具体表现为:人工智能中技术"黑箱"的存在模糊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责任判定的标准;决策系统复杂化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人类与机器之间的避责策略致使决策责任被稀释;追责路径特殊化带来责任链条的断裂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因为技术上的特殊性,会对政策过程产生复杂而又隐蔽的影响,因此既不能将人工智能视为普通的技术工具而采用传统的监管思路,也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与人类自主意识之间的差异而做出差别化对待.具体来说,要基于对人类主体地位的明确认识开展人机合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使其服务于人类社会以实现公共价值,规避政策失灵的发生.
"人人履责"是破解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的关键,实现"人人履责"有助于真正建成社区治理共同体.既有研究缺乏关于如何实现"人人履责"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而且往往以抽象、模糊的居民作为动员对象.仅聚焦居民个体层面的动员,社区治理将难以真正达成"人人履责"的实际效果.因此,应当跳出聚焦个体的视野窠臼,寻找实现"人人履责"的新的着力点.家庭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家庭所蕴含的家政、情感、支配三重要素,可以激发作为家庭成员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对W市R社区相关实践的考察发现,以家庭行动者网络为载体,可以将异质性的原子化居民转换成为高度同质化的行动整体,并通过征召、动员等过程不断扩大履责主体范畴、提升履责水平,从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认同公共责任、富有行动能力的"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在该过程中,家庭行动者网络的发展与"人人履责"的实现是同步运作、共同推进的,"载体—网络发展"线与"目标—认知转换"线交织融合,呈现出"网络建设—认知转换"的逻辑理路.以"家家履责"推动实现"人人履责",为推进"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可行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借鉴.
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历时性观察来看,跨界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根据跨界治理问题阶段性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作为初阶问题的"专项问题"和作为高阶问题的"综合问题".目前,毗邻党建已经从 1.0 版升级为 2.0 版,在迈向 2.0 版的过程中,其运行逻辑从聚焦跨界"专项问题"治理转换为聚焦跨界"综合问题"治理.为了克服跨界治理边界效应带来的协同难题,毗邻党建通过"以党领政""党领共治"等方式建构"党政协同""多元协同"两种典型的"政党引领型治理网络".与逻辑转换相对应,在面向跨界"专项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 1.0 版着力打造"党政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双线工作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问题会商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党政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在面向跨界"综合问题"治理时,毗邻党建 2.0 版着力打造"多元协同"治理网络,并通过"战略借势式协同""小组统筹式协同""组织联合式协同""项目助推式协同""数字赋能式协同""资源整合式协同""产业协调式协同""文化连接式协同"等机制推动"多元协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政党引领型治理网络"这一解释概念的提出,是对网络化治理理论的修正与发展,能够为理解中国特色跨界治理实践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讲好毗邻党建引领跨界治理的中国故事.
脸是人与人交往不可或缺的界面,因其不可遮蔽而被赋予了社会性,成为治理场域和治理工具.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权利的扩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脸的社会化、市场化和数字化相继出现.在农业社会,基于血缘的脸是社会秩序建构的要素,历史上众多王朝将"刺脸"这种耻辱刑作为统治工具,以实现教育与惩罚功能.在工业社会,声光技术的发展促使脸实现了市场化,脸成为商品并产生交换价值,肖像权问题随之产生.随着数字社会来临,"刷脸"成为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刺脸"和"刷脸"都是"基于脸的治理",其中,"刺脸"具有残暴性,其基础是王朝权力;"刷脸"治理突破了公私权力的边界,不仅政府将其作为治理工具,企业、社会组织、社区都利用"刷脸"来进行管理."刷脸"场景泛化致使隐私泄密,个人的脸被别人"控制"和使用,一些企业还利用"刷脸"来牟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度伪造已经冲击了人类感知的极限,非法AI换脸技术带来了诸多反社会功能.一方面,利用非法AI换脸进行诈骗、传播色情,生成不雅视频损害他人声誉,既破坏了生活原则,又违背了社会道德;另一方面,利用非法AI换脸传播虚假新闻、影响司法公正和重大选举结果,破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乃至国际秩序,引发社会混乱.目前,非法AI换脸带来的侵害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放任非法AI换脸可能导致虚假信息生态系统的形成,进而削弱社会信用的根基."对于脸的治理"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从社会治理层面看,之所以要禁止非法AI换脸,一方面是因为它使行动者丧失主体性,给社会带来不可遏制的"恶",引发系统的监管冲击;另一方面,它会导致部分人误用智能技术,从而损害人工智能的声誉.我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的脸面,失去面子是对尊严最大的损害,在文化意义上,禁止非法AI换脸非常重要.
农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经营村庄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川西Z村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经营村庄构成了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经营过程来看,经营村庄包含了经营土地、经营产业、经营项目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经营土地通过土地整治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促进了土地资源价值显化,且经营土地构成了经营产业和经营项目的资源基础.经营产业以三产融合的方式促进了村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了农民就业结构,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且经营产业塑造了经营土地和经营项目的目标指向.经营项目通过项目竞争吸引了上级关注并获得了项目支持,同时经营项目为经营产业和经营村庄提供了强力支持.从经营条件来看,村社自主性机制、内源性发展机制、分配正义机制三者合塑了经营村庄中村集体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村社自主性在提升内部整合能力和外部博弈能力的基础上塑造了经营村庄与农民共同富裕的主体能动性.内源性发展在动员村民参与、保持村庄开放性以及促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构成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动力来源.分配正义通过制度与实质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缔造了经营村庄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Z村经营村庄的实践给其他村庄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带来的启示有:一是村集体要在掌握土地整合权的基础上促进村庄产业发展与产业融合,以此形成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紧密型利益联结纽带;二是要建构村庄的主体性,即村集体既要避免被外部力量所束缚,又要利用外部资源激活村庄内生的发展动力,同时还要主动谋划村庄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要以农民共同富裕和村庄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即村集体要通过集体经济发展逐步缩小村庄场域内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注重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工业社会中形成的以综合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等科层制为主要特点的公共安全治理范式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复杂、不确定性的风险,走向韧性治理是后现代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然要求.韧性治理将治理视为研究焦点,强调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适应性,外显为治理机制在不确定环境中动态调适以保持演进活力,具有地方性、整体性、开放性、调适性的基本特征.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从治理范式的三个维度即作为核心框架的制度、作为行为指导的政策、作为行动载体的组织着手,构建一个理解韧性治理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探讨如何使治理系统更好地适应风险、敏捷地应对风险,可以达到富有韧性的、良善的治理结果.围绕使治理系统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韧性治理目标,稳健的制度系统通过保有健全完整、多样嵌套及学习演进的基本特征以保障治理秩序的稳定,灵活的政策系统通过把握治理形势及时机随外部环境变化有准备地调适,弹性的组织系统通过调整规模结构、强化领导动员及文化营造促成治理系统在常态与非常态间衔接转换.三者在动态演变中相互建构,通过良性互动促成韧性结果的达成.制度为政策限定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政策的治理空间,同时指导组织行动并对组织认知、行为策略起决定作用.政策作为制度的具象化表征,自身的适应性执行有助于完善制度,并为组织提供行动策略,激发组织的自主性.组织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对政策进行检验、防止政策走样.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系统、全面分析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运行逻辑,也可以整体关注治理过程中从制度、政策到组织自上而下的行为表现与复杂互动,探析影响公共安全治理的一般性因果机制.
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乡村治理效能.中国山区农村基本治理单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功能—自治"与"效率—民主"分析框架,采用的是"控制—自治"框架.通过对渝鄂湘三地部分山区农村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山区农村基本治理单元的选择往往由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单独或者共同决定,即共享的地理空间往往决定其治理单元.如果建制村内部亚单元(自然村)之间三个条件差异比较大,亚单元内部三个条件同质性较强,则需要调整空间规模、下移自治单元,使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治理空间一致并对称.如果建制村内部三个条件均不存在,则不需要调整空间规模,而是划小治理单元.三个条件可能单独起作用,也可能组合发生作用,要根据某个条件或者组合形式的影响程度来确定空间规模重构和单元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