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社区作为基础性治理单元,其责任联结机制是推动治理共同体运转的关键.研究发现,榫卯型和圈层型的差异化特征分别对应了契约性与集体性的社区治理责任联结.研究表明,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二者交融共生既能规避契约性联结中因市场机制过多介入居民日常互动所造成的共同体价值背离,又能创设易于居民接受的互动空间,促进集体性联结中共同价值与行动的塑造.构建契约性与集体性互为表里的责任联结机制,是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的可行进路.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作为行政层级末梢的乡镇政府,其职责动态配置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其中的具体实践逻辑与机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基于制度—行动者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强镇扩权改革历程为考察对象,提出乡镇政府职责动态配置的"能动性调适"逻辑.研究发现,持续的强镇扩权改革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提供了改革与发展的制度空间,但该过程以自上而下运动式放权、非制度化府际分权、非对称性权责转移、非均衡性主体参与等机制为基础,这些机制的限度易引发职责体系刚化、职责承诺失信、职责执行失效、职责结构失配等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原则,构建由政府职责触发、识别、匹配、评估、监督五个环节耦合而成的动态配置机制,保障乡镇核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配的政府职责体系,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是中国常见的决策方式,揭示其内在机制是深度理解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以央地四级新冠疫情防控会议为研究对象,以"理念—话语—政策"为框架的文本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会议学习"是央地理念承接的重要方式,地方会议决策情境、层级特征是话语流变的主要原因.会议决策具有"集中的政治引领—分散的政策落实"的特征,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民心合法化→政治合法化→议题建构→政策工具→组织保障的行动逻辑.其中,"人民中心"话语是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凝聚共识的决策认同功能;"党的领导"话语是会议动员的重要保障,具有塑造权威的政治统领功能;"统筹发展"话语是议题建构的核心主旨,呈现出政策工具与组织保障紧密关联的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本质性的内在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又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民为邦本""调均贫富""中庸之道""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难题,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更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