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lliative care in ESRD among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medical curriculums.Methods:From December in 2018,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to 200 medical undergraduat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the grade 2014 and 2015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Questionnaire star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of medical students on palliative car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lliative medical educ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Results:59.6%(102/171) student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lliative care and palliative care; while 42.1%(72/171) of students had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palliative care for ESRD patients. 81.3%(139/171) of students had never learned palliative care program in class and 83.5%(116/139) of them prefer to get knowledge of palliative care from clinical practice rather than in class. We also found students experienced clinical practice had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palliative care than those without clinical practice[(4.53±0.55)vs(4.34±0.69), t=2.08]. Conclusions: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lliative care in ESRD among medical students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Effective access is urged to obtain the knowledge of palliative care for medical students.

BAP1 is a member of the ubiquitin C-terminal hydrolases (UCH) subfamily of deubiquitylases with basic function of removing monoubiquitin or ubiquitin chains from the specific substrate proteins. As well, it is a key factor in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cell cycle, cell differentiation,cell apoptosis and DNA damage response, dependent or independent of its deubiquitination function. Evidences have revealed that mutation or downregulation of BAP1 can prominently increase the occurrence of cancers, including uveal melanoma, mesothelioma, renal cell carcinoma, breast cancer and lung cancer. Currently, the tumor spectrum and the pathogenic mechanism on BAP1 have not been illustrated clearly, and ne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ed,which might bring a new opportunity in treatment of cancers.

从最初的医疗市场化热潮,到国家对县域医疗卫生基建的大力投入;从新农合制度建立,到以取消“以药补医”为突破口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2000年至今,中国县域医改的重心几经调整,滇中县城禄丰也承担过名目繁多的改革试点任务.然而,自2003年全面启动新农合试点以来,禄丰却一直对支付方式进行着孜孜不倦地探索.支付方式改革俨然成为禄丰医改的主线.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也是管理体制、价格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形式.而以药房托管的契约形式,将医院药房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的医药企业进行有偿的经营和管理,是当下医药圈内最热的投资话题,同时也引来了不少争议.为此《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特邀请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医药行业中心高级医药合伙人史立臣畅谈对药房托管的个人观点.

“以医院经营管理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医院业务快速发展为宗旨”是北京同合至诚医院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同合至诚”)—直秉承的服务理念. 在医疗机构专业战略管理咨询行业奋战十年有余,同合至诚为国内百余家医疗机构进行了战略管理咨询服务.公司董事长、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同时也是同合至诚的创始人简棣表示,同合至诚服务医院的最高理念,是咨询实力与学术权威的象征;而基本理念则是客观、精诚服务的体现.

提案 引导社资举办非营利性医院 引入社会资本,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卫生机构,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是解决患者就医需要的重要改革举措. 中国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但在引导和落实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方面,还存在一些实际的问题.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百姓对生活质量及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加之,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以每年近百万的速度增长,老年人对康复与长期照护的需求持续增加.截至2013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2亿人,老龄化水平高达14.8％,其中失能老年人口数为3750万,慢性病老年人口则有1亿之多. “我们现在看到的老龄化趋势在接下来的3～5年还会有巨大的变化,60岁以上的人口会从现在的2亿上升到4～5亿,这就意味着老年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38％上升到63％,这是对社会的巨大挑战,特别是对服务行业.”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复星医药”)国际部副主席黎兵在首届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发展中国家峰会上如是说.

地处浙西南的遂昌县,下辖9镇11乡,203个行政村,1819个自然村.由于是地地道道的山区县城,遂昌23万人口散落于群山之中,分布远没有平原地区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不集中、村镇间交通不便的县域特征,对遂昌县的医疗卫生资源规划提出了挑战.在遂昌,两家二级医疗机构——遂昌县人民医院(下称“人民医院”)和遂昌县中医院(下称“中医院”),承担了当地百姓大部分的医疗救治任务.

提案 进一步加强基层能力及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中国医改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初步解决了13亿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但由于不断提高的报销比例诱发出的看病需求犹如井喷,几年间,全国三级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急剧上升. 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有病可医的正向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无论城乡,人们就医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就说明了当前医疗卫生资源分布格局的不合理. 城市越大,医院越大,发展势头也越猛.

2011年9月,原卫生部在全国14个省46个城市展开了为期两年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试点工作.然而,在“康复服务体系”架构初见成效的同时,一些区域康复服务体系内机构管理不健全、双向转诊不通畅、基层康复医生治疗手段单一且不规范等问题也频频显现. 为了进一步优化医疗结构布局,探索分层级、分阶段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并结合《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方法及标准》中所提及的高级医疗决策支援,以移动通信技术为手段,达到区域康复医疗信息共享的目的,南方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正在践行数字化康复医学理念,为康复医学学科的规范发展探索可复制之路.

家住海宁市许村镇的邬女士,2012年年底查出支气管和肺恶性肿瘤,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多次住院治疗,仅2013年累计的医药费用就高达67151元.2013年,邬女士在第二次住院化疗期间,就开始享受海宁市合作医疗大病保险,该次化疗的7670.7元医药费中,合作医疗报销3264.54元,大病保险报销1632.27元,合计报销4896.81元.这项极大减轻了邬女士一家经济负担的政策,出台仅有一年时间.

《中国医院院长》:现阶段,中国的移植医院与OPO之间的关系如何?OPO联盟成立对今后器官获取工作的开展有何意义? 何晓顺:中国的OPO属于医院的一部分,由移植医生和护士、ICU医务人员和急诊医务人员、相关伦理专家以及协调员和交通运输人员等组成.由于中国的器官捐献获取量并不大,很多地区的移植工作仍是空白状态.加之OPO在中国尚属起步阶段,专门成立一套班底还不现实.权宜之计,就是通过5～5年的运作,根据OPO慢慢显现出的现实问题,一步步从医院内脱离出来,成为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机构,否则很可能瓜田李下.

“从2005年被任命为院长一职起,我对医院的发展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就是要以质量、品牌、人才、环境四大任务为着眼点,全面带动医院发展,为当地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位在任10年的院长还清楚地记得当初接管医院时的使命,瑞昌市人民医院刘成称,他深感责任重大. 一直以来,环境改造和设备更新均是医院事业发展的瓶颈.为了改善当地百姓的就医环境,上任伊始,刘成首先从优化环境人手,使医院旧貌换新颜.“第一年我就找各方投资,筹集了1500万元,动工兴建了这栋现代化的综合住院大楼,内设病房112间,共300余张病床.”刘成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记者,好的医疗环境带来的不仅是患者的宽心,医院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也水涨船高.

在以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为突破口的新医改大环境下,取消以药补医,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成为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必备举措”. 然而,在全国的县级公立医院真正迈开零差率销售第一步后,相应的配套政策却迟迟未得到落实.这就导致部分县级公立医院,在万难之中自谋生路,药房托管再一次回潮. 名噪一时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县——禄丰县,其当地人民医院也正是在新医改要求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背景下,融合以往曾试点药房托管的改革经验与思路,试水了新一轮的药房托管.在禄丰县人民医院(下称“人民医院”)院长熊文云看来,这种医院与医药企业的合作模式,归根结底是为了让百姓得到实惠.

2003年8月,云南省禄丰县成为全国首批新农合综合试点.此后,为了在确保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守住新农合基金红线,禄丰县在新农合住院支付方式上,先后经历了按项目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分段付费、按疾病诊断组(DRGs)付费4个阶段,历时10年. 对于禄丰县的龙头医院和改革先锋——禄丰县人民医院(下称“人民医院”)而言,每一种新农合支付方式的尝试过程,都伴随着医院经营导向和管理机制的改进.201 3年1月,DRGs付费机制在禄丰县三家县级公立医院正式启用.新农合支付方式的科学化,带动了医院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

在浙江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方案中,支付方式的改革是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其中的.而作为首批6个试点地区之一,龙游县早在2011年初就已经在探索控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下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方法. “新农合的医药费用控制除了具有一般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的困难外,还有基金额度小、参保患者多、监管人员少、群众期望高等特点.”龙游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下称“合管办”)主任林成巨认为,新农合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用最低的行政管理成本、最有效的控费手段,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011年7月28日,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以下简称“医管局”)挂牌成立,至此,北京市医改开启了“管办分开”的新篇章,结束了北京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多年来既管行业又办医院的历史. 作为市政府出资人代表,医管局要切实履行北京市属22家三级公立医院的举办职责,包括管人、管事、管资产等职能,如院处级领导干部的任命与考核、医院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监管等.换句话说,医管局是以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身份,对所属医院实行人、财、物和运行的统一管理.

提案 完善基层队伍,建立健全分诊和双向转诊制度 国家提出的分级诊疗体系,其总的概念是基层医疗、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秩序的自如开展与程序化的无缝链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病、慢病留在基层医院,大病、难病到二三级医院,待治疗结束后再转到基层医院做康复治疗的系统化诊疗秩序. 然而,现在国家的医疗体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到位.一方面,基层医院没有起到初级诊断、帮助上级医院筛选患者的作用,而是把开药作为日常工作的重点,甚至还存在骗保等行为;另一方面,上级医院也没有真正做到诊治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