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的日语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殖民统治者利用语言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的文化殖民过程.实际上,由于汉字文化圈的特殊性,在日据台湾早期的日语教育中,存在着以"同文"为前提的日语教学法.在充分考察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教育汉文体"的概念有助于从日据台湾的日语教育有关汉文的实践和争议中,探讨"同文"渗透"明治国体"、构成混合主义殖民策略,最终为日本在东亚区域的扩张提供认识论基础和话语权的过程.
我国清末开启的国语运动,也在东亚汉字圈的其他区域展开."国语"以欧洲经验的"言文一致"为准则,汉字书写传统成为共同的解构对象,但实际上又并未被"国语"完全吞没,"同文"话语就是汉字传统的一种现代变体.以1907年的"汉字统一会"为入口,可以清晰地看到"同文"话语的产生及其与"国语"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在此事件中,发起"汉字统一"号召的伊泽修二与批判"汉字统一"的章太炎对汉字及言文关系的认识和表述,显示出中日在语文改革和知识转型之际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博弈.
雷蒙·威廉斯的《现代悲剧》奠定了一种基于历史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悲剧理论,将一个传统的、凝固的术语置于流动的习俗与制度中来理解,从而赋予"悲剧"以具体的、现代性的意涵."悲剧"从精英主义的抽象观念转变为与普通人的感觉结构密切相关的行动要求,最终抵达"革命悲剧".威廉斯指出,在自由主义悲剧将古典英雄转变为现代受害者的同时,"牺牲"也变成无意义的"替罪",而"革命悲剧"将恢复"牺牲的节奏".如何在革命中重构牺牲的伦理,在其弟子伊格尔顿的《甜蜜的暴力》和《论牺牲》中得到了更详尽的阐释,他认为"替罪羊"的自我牺牲贯通了俄狄浦斯、耶稣以及现代的革命者,进而对当代革命行动中的主体与共同体提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认识.
日据台湾时期,"国语科"早在1895年就出现在"国语传习所"的课表上,1901年初等教育机构公学校开始使用"言文一致"的日语教材,均早于日本本土.本文以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在台湾施行的"国语"政策及教育活动为线索,探讨早于日本本土的"国语科"之口语化特征及其对"言文一致"理念的尝试;同时,从伊泽修二与日本"国语之父"上田万年在"国语观"上的分歧,来考察东亚殖民主义背景下"国语意识形态"的特殊展开方式.
台湾知识分子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发和自律的汉语文改造与新文学运动,通常被定位在五四新文学的延长线上,殖民地的特殊语境尚未得到充分阐释.本文尝试以“旧文学”与“东洋文明”在殖民主义下的同构机制为切入口,重新解读汉语文革新时期的新旧文学之争,在民族、国家、文明的多重维度上,再定位以白话文为核心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史意义.
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学进入台湾以后所引起的自发和自律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深入和延续;另一方面是对抗日本殖民者强制普及的“国语”(日语)教育进程中愈发深重的“汉文危机”而产生的汉语文改造与保存的实践运动.本文试图以东亚的“国语运动”为背景、以“民族形式”为理论入口,将这场论争的复杂面向,还原到当时的殖民统治、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语境下,发掘论争中有关地方语言和文学形式问题所指向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分裂与想象性弥合.
本文从华语语系概念的生成和传播入手,连结近三十年来台湾文学研究在本土深耕的成果与局限,重点考察“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引入台湾后,与“台湾文学”学科之间产生的互动,辨析其论述理路内在的一致性,即在“准国族”话语失效之后,寻求一种后殖民式的多元认同的可能.然而这种横向连结的跨国图景是否足以超克“帝国逻辑”,笔者认为是存疑的,华语语系理论也尚不足以显现出其“通俗世界主义”的未来愿景.
本文将光复初期的台湾去殖民化历程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首先明确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政权以后属于国统区,其社会矛盾乃至"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与处理都无法脱离国共内战的大背景;其次分析目前惯用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阐释框架尚不足以界定或解释光复初期台湾面临的去殖民化难题,相反,囿于国族视角的固化想象反而局限了研究思路;最后引入"民族形式"论争试图打破国族话语的局限性.
从处女作《红字团》（一九九三）开始,骆以军的小说总是令评论界非常兴奋,他是如此的后设、如此的后现代、如此的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症候。在"历史的终结"之后的九○年代,台湾这座岛屿的文化生态也发生巨大转型,曾经的宏大叙事几乎彻底失效,与之相应的则是各种小叙事的暗流浮出、众声喧哗,纷纷参与到重建历史记忆的博弈中来。线性的时间被解构,空间被不同的记忆所重塑。当骆以军把这种拼贴、游戏、片断
<正>Gilbert& Gubar' s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After Thirty Years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nette R.FedericoForeword by Sandra M.Gilbert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Columbia,Missouri,2009吉尔伯特和古巴出版于1979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和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以下简称《阁楼》)早已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里程碑一般的巨著,被命名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成果而经典化。30年后出版的这本论文集,也可以看做经典化的一环:它既是对吉尔伯特和古巴当年所树立的女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