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体"是指宋祁《新唐书》列传部分的文体风格.它具体表现为叙述时故意使用难字、僻字、古字,省字缩减、生造词汇、颠倒语序等,是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理论的实践.它在语言表现上以复古为创新,因背离语言的约定俗成,导致阅读时的生硬滞涩.通过修撰《新唐书》,宋祁实现了中唐以来古文家的史学理想,他应被视为宋代士人学韩的主要代表之一.
太虚肯定禅宗文学创造出的"语体文学"是"极优美"的文学,梁启超指出佛经的语体文是一种"组织的解剖的文体",现代佛教中的这些语体文观念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诠释确立起了一种中国主体性的话语空间.现代白话佛经的广宣流布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迅速展开建构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现代人说现代话、写现代文的现代性观念来强调白话和语体的重要性,现代佛教改革者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文言与白话的世纪之争中站在了新文化的立场上,而佛学家的"正正当当的语体"观念,反对滥用俚词、故典的"妖魔怪样的白话"的态度,也为白话文的发展提出了诤言.
在《马伯乐》这部讽刺性长篇小说中,萧红凝视马伯乐这个人物尴尬的历史处境,以他狭隘的精神心理折射出的宏大观念,构筑了一部从晚清、"五四"到抗战爆发的几十年间立体的中国观念史.这个以逃亡为主要行动元的故事,寄生在游记的文体中,也借助马伯乐的视点游动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人间世相.凝视与游动两个视点的重叠,描画出这一时期社会状况与诸多精神现象的历史长卷,并且以自然的人伦情感颠覆种种宏大话语,表达了朴素的民本立场与生命伦理的深厚情怀.
生长于一个聚族而居的士大夫家庭的鲁迅,耳闻目睹了家族衰败过程中种种人生苦难和丑陋的人性图景,这种阅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个性心理和人格的形成,及其文学的思想精神取向.他既毫不妥协地反叛旧传统,愤怒地控诉"吃人"的罪恶,无情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又自觉地背负起家族与礼教、传统和历史的罪孽及黑暗,从而创造出了将自己的"血肉"同"骨骼"融为一体、具有"赎罪"和"耻辱"意识、私人性与公共性息息相通的伟大文学.
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最初的发生契机是一种面对新世界的经验写作,新世纪以来更是形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回潮.置于全球视域内对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一脉加以考察,可更清晰把握其缘起背景、基本态势、叙事逻辑和现实困境.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总体上表现出文献史料、新闻特稿、家族个人史口述和文史杂谈四种向度,但也呈现出"求真"与"求美"之间的困境与矛盾.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善讲故事,灵活运用叙事视角,并通过观察、调查、访问、文献等方式建立叙事的可信度,形成形态各异的非虚构叙事手法.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热潮表现出一种内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回流和呼应,两者密切互动、彼此融合.在西方非虚构、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域外书写等多种脉络下省察,非虚构正在形成多向度的跨域"凝视",给我们提供了审视海外华文非虚构写作的多元视角.
我们应当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推进东方文论(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文论)的话语研究,还原东方文论的价值,进一步探讨东方文论范畴与话语,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对话,这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发掘西方现当代文论中的东方元素,探索西方现当代文论之形成与东方文化和文论思想的渊源关系,考察中国、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东方国度的文化、文学与思想对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实证影响及其在西方的变异,是东西诗学对话实证变异研究的新方向,也是展开东西方比较诗学影响研究的一条创新路径.
"人生论文学观"在传统认识论文学观的基础上引入实践的观点,把作为文学对象的人看作既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又是处身于现实关系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不仅以人为对象,而且也以人为目的.文学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境遇、遭际和命运的具体描写,激发人的生存意志,增进人们为创造美好人生的信心和勇气."人生论文学观"强调知、情、意在文学中实现有机的统一.
殷商卜辞是对占卜仪式的记录,它们通常只是作为一种伴随文本,与特定的占卜材料结合,才能对仪式过程给予相对完整的呈现.商王在仪式中的角色优势,也借此得以延伸到仪式之外.文本的写作主体,本就是带着同样的意图而造就了这些文本,并最终将之提供给那些曾亲历仪式的特殊受众,期待他们能在仪式结束之后,依然加深对商王权力身份的认同.只有少数结构完整的长篇卜辞,可以摆脱占卜材料的制约,且无需具备任何仪式记忆,就能被有效阅读.其中的验辞,内容焦点更是落在仪式边界之外,甚至会记录一些决策失误的结果实例,以此对商王的权力身份构成否定,这正是写作主体自主表达的结果.这些现象无疑意味着这种文本从仪式的制约中开始突围,尝试迈向更加宽广的世界.
20世纪戏曲艺术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而有遵从戏剧"情节整一性"的"现代戏曲"之说.在此之前,"传统戏曲"的文本结构并不符合"情节整一性"原则.传奇剧本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绘画手卷式结构,长度明显超出了演出的一般需要,无论复调式还是单线条的线状结构,均不以对立双方之矛盾冲突作为戏剧叙事核心.元杂剧一人主唱但末本经常变换主唱者,叙述风格源于更早形成手卷式结构的讲唱艺术,而且对"花部"戏曲剧种有明显影响,它们与手卷仍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地方戏的本戏和商业剧场的出现,尤其是西方戏剧观念的影响,使戏曲的文体结构向情节整一演变,但这一变化是否具有"现代性"内涵,仍值得质疑.
百花时期的文学政策与精神传达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会议来完成的,包括在党的八大影响下召开的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主的系列局部性文学会议.这三次会议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统合及有针对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展现了1956-1957年间百花文学发生、发展、高潮的探索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组织机构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在"繁荣文学创作"的指导精神下转变文艺动向所做的努力.
怪物不仅存在于艺术家的想象中,也同时在理论的凝视中生成、变化.对怪物的界定透露着我们对生命本身的理解,一种关于怪物的知识即意味着一种生命政治的诞生.古典时代的怪物理论用经验主义的方法建构可以解释怪物存在的知识系统,怪物作为病态、怪异之物被排斥出"正常"的生物系统,怪物被形塑为人类道德、理性的象征,对怪物的规训使压抑怪物的行为合理化.这种理论的部分失败使得怪物性被重审:阿甘本在生物性的身体与政治性的身体之间,发现了一个游离于区隔之外的怪物形态,成为怪物意味着抓住我们自身生活的不可能性,从而让生命真正开始;康吉莱姆强调怪物对标准的偏离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标准,怪物性内在于人类;而在德勒兹的弱势文学中,文学是对被"正常"拒斥的怪物之力的召唤.怪物使古老的"灵魂优位论"被共生的多元论超越,这种好奇与恐惧交织的情绪正是培植怪物形象的温床.与游荡在当代叙事和图像中的怪物幽灵相遇,也许正是我们敞开自身的契机.
近代以降"人的发现"的文学思潮中,现代解剖学成为新文学家十分借重的医学资源,新文学也因之具有强烈的解剖学特征,这种解剖学特征体现为向外的社会解剖与向内的自我解剖.向外的社会解剖着重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新文化知识分子利用解剖学展开的身体暴力史批判,确立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合法性;向内的自我解剖则塑造了一种具有解剖美学品格的现代文学,赋予新文学开掘灵魂深度的能力.无论是向外的社会解剖,还是向内的自我解剖,鲁迅都是最卓越的代表.
图像艺术对文学经典的二度创作具有建构性阐释与澄明性阐释的意义.图像艺术的展览、收藏、再版等艺术活动和经济活动,又使文学原作品以纯形式的方式持存.环绕和穿插于文学原文本的连环画、木刻属于"副文本",作为视觉艺术的"副文本"与小说原作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使作品意义处于动态阐释之中.李桦的版画、贺友直的连环画对《山乡巨变》的再叙述,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都有形式上的创新,以具象艺术的方式作出恰当的阐释,使原文本获得更为广阔、深邃的意义.在小说《山乡巨变》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被关注的情况下,两位艺术家的图像叙事使《山乡巨变》始终处于一种在场的状态.
"五四"后形成的"文学批评"观念,是在中国本土固有的"批评"文学的实践基础上,消化了西方某些新意识后形成的.它自有中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舶来品".1922年,在打倒"旧文学"的声浪中,范祎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成为第一篇顶风写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著的主要形态,有名之日"批评史"、"思想史"("思潮史")、"理论史"三类.中国的"批评"本身就包含着狭义的批评与有理论的"广义批评";思想史是结合社会文化思想与创作实践来编写的批评史著;近30多年来流行的是"理论史",但真正要写好中国化的文学"理论"史,还要作认真的探索.今天有必要从传统文学批评中梳理、总结好真正中国的"理论"问题,以使之更好地有用于当世.
蒋子龙的工业小说写作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初期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高度,与其此前在社会主义观念—实践体制中自我感与文学经验的辩证重塑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其文学认知深化的关键环节,由此他得以有意识整理和转化"深入生活"的原则,以此有力呈现工人身心变化的时代经验.不过,他过于依赖窄化的"权力"视角建立把握工业现实的认知意识,由此带来小说叙事的不稳定性,并最终陷入被时代无意识拨弄的困境.
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欧洲作家热衷于在小说写作中糅合东西方叙事形式与文化母题,以东方为文学题材和创作契机的意愿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些借助早期东方学创作的"东方小说"——包括中国题材小说——是西方启蒙思想的重要表达形式.法国作家格莱特在18世纪初期创作的小说《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集》是已知第一部欧洲人创作的以中国人物和文化元素为主线的虚构叙事,是18世纪欧洲东方小说热潮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以灵魂转世观念为进路构建东方社会的主权观念,并隐含与早期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比较,揭示了启蒙思潮与欧亚文化交流之间的有机关联.
鲁迅将"旧事重提"系列文字改题为"朝花夕拾",并非仅仅出于修辞的考虑,也不是为了给"故事新编"预留题名,而是源自他到厦门、广州后遭遇的现实,源自他对这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之认识.《朝花夕拾》不是为回忆而回忆.这一修改,既包涵着鲁迅对"散文"文体的非本质化把握,更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借助于个人成长的经验希冀实现的情感教育意图,而这一意图在更深的层面也指向"民国的建国史",即个人的成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个人化的书写.
将经济学视角引入《创业史》研究,结合当时农村基本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创业史》的误读,寻找重新阐释的可能性.柳青《创业史》围绕工业化与合作化、贫农与富裕中农、劳动力与耕畜、粮食与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与分配等几对关系,进行剖析与书写,形成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叙事.《创业史》在几个方面作出了尝试与探索:典型性与真实性的统一,经济变革与人的发展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与生理学的融合,理性、直觉与情感协调等.《创业史》能够将经济书写统摄到美学书写当中,开创了结合经济学视域书写历史变革的文学传统,并由此反思文学新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堂吉诃德》这部文学经典中汲取了大量思想资源,用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施蒂纳及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同"堂吉诃德—桑丘"的辩证意向之间保持着隐喻与互文的关系,文学性的批判与哲学批判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共同构筑了动态、完整的批判线索.这些文学性的处理同批判的主旨完美契合,并且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相呼应,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堂吉诃德》这部文学经典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的敏锐洞察和精准捕捉.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期刊在大量刊发文学作品和文化信息的同时,比较普遍地刊发有各类宣传广告类信息尤其是政策引导性信息,并在政策允许的间隙刊发了一些商业性广告,不仅呈现出了期刊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也在对政治政策的充分依赖中,体现出经济性因素对期刊活动的重要性.文学期刊的发展正是几种因素不断谋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