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声誉风险管理中,短期与长期声誉风险的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声誉事件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产生的声誉风险有着短期与长期的区别,应对思路与措施也存在差异.对于短期声誉风险,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大多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控制;对于长期声誉风险,则可能持续数年甚至十余年,需要强调应对措施的一致性与可持续性.在大型金融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实践之中,可以很自然地看到短期与长期声誉风险在应对上的差异.但是,声誉风险的短期或长期并非完全取决于声誉事件的持续时间,一些外部因素,尤其是对声誉风险的监管要求,也会使得声誉风险从短期向长期转化.

声誉风险管理常被理解为危机管理,即通过信息披露与公众沟通来获得谅解与支持.在《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中,披露相关信息与加强正面宣传也被作为声誉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但是,声誉本质上是各类主体对金融机构能否按客户意愿完成业务的评价,风险事件爆发时的危机管理只是声誉风险管理的表象,对业务及从业人员的管理才是本质.所以,声誉风险管理不能局限于与声誉相关信息的宣传与披露,而要从业务标准及业务人员入手,最终落实到金融业务能否按客户意愿完成.高盛的声誉风险管理经验表明,一旦风险爆发,恢复是长期的过程,短期的危机管理效果有限.

摩根大通在2019年取得了优异的业绩,净利润达到364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12％.在美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略有下降的背景下,这一业绩显得尤其突出.除商业银行业务线之外,摩根大通的各条业务线均表现出很好的经营业绩,但是,最重要的利润来源无疑是消费金融业务线,正是其超高的净利润使得摩根大通的整体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达到极高的水平.因此,摩根大通消费金融业务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银行业的相应业务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认为,摩根大通的消费金融业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盈利模式,提供服务、承接风险与跨业务线套利成为其新的竞争力.

中小银行的资本压力不仅存在于我国,也存在于美国.由于主要的资本补充渠道不同,美国的中型银行与小型银行有着不同的业务发展策略,以同其主要的资本补充渠道相匹配.美国不同规模银行的数据表明,降低资本消耗的"轻资本"业务策略更多地用于大型银行,而不是中小型银行.中小型银行更注重传统的信贷业务,并以此为优势来吸引资本.其中,中型银行倾向于提高其业务的稳健性指标,以保持其利用证券市场上的资本工具来补充资本的能力,小型银行则更侧重于挖掘信贷业务的潜力,尤其是挖掘不动产贷款市场和长期贷款市场的较高收益,以保证其通过内源融资来补充资产的能力.

2018财年预算第二和第五章调节法案中的部分内容被简称为"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也被普遍称为"特朗普税改".尽管人们仍在怀疑这一法案中的税制改革内容是否符合现有的税收理论,以及是否取得了预期的经济效果,但是银行业确实从联邦公司所得税的税率简化与降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其中固然存在着一些减少净利润的因素,如减记之前积累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对海外累积利润支付一次性税款,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主要存在于2017年第四季度,从2018年第一季度起,美国银行业便因这一法案而大幅降低税收负担."特朗普税改"对税负及净利润的直接影响已经在各银行的财报中得到充分的披露,但是,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特朗普税改"对美国大型银行业务结构的潜在影响.从财报中的税收与收入指标可以发现,大型银行集团的原有竞争优势已经被"特朗普税改"所弱化,各类业务的发展前景也出现较大差异,这将促使大型银行集团对其业务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甚至由此改变其经营战略.

商业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必由之路.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大多进行了商业化改革,在财务、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向商业银行靠拢,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则直接改制为商业银行.但是,商业化改革的主要目的并非取消政策性金融业务,而是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所以商业化改革后的政策性银行也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因此,商业化运作后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需要在治理机制和经营业务方面设定边界,以避免商业性业务对政策性业务的侵蚀,从而确保政策性金融资源用于政策性项目并实现政府的政策意图.

自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出现以来,设立子公司便成为全球主要商业银行进军投行业务的典型模式.在我国,商业银行同样以此模式来绕开分业经营的监管限制.2018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颁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明确了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的监管规范,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在受到规范的同时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业务定位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固然,商业银行可以借道理财子公司大规模进入股票市场并拓展资产管理市场业务,从而获取更大的收益,但是,理财业务的竞争也会因银行资本的大规模进入而更加激烈,迫使理财子公司逐渐告别粗放式的野蛮扩张,重新定位自身业务方向,并据此构建核心竞争力.在这一进程中,偏重资产管理还是偏重财富管理、偏重资金优势还是偏重技术优势、偏重业务扩张还是偏重风险管控,这些都是理财子公司在业务定位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本文梳理了国际大型银行集团同类业务的发展经验,以供同业人员参考.

我国的现金贷业务在近年高速发展,也呈现出种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并非源于现金贷业务本身,而是现金贷业务的异化.作为一种小额短期贷款,现金贷可以满足贷款人的短期紧急资金需求,并给放贷机构以较高的利率回报,放贷机构则在经营中遵循传统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但是,当互联网技术、风投资金与现金贷业务相结合之后,现金贷业务便发生异化.通过规避监管权限、错配风险承担能力和将业务环节重构,放贷机构将现金贷异化为长期债务的起始点、传统高利贷的新载体或风投项目上市的阶梯,借款人则成为现金贷业务异化的牺牲品.与我国相比,美国的现金贷业务起步较早,也经历过我国现金贷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并在监管实践中形成较完善的法规体系,以堵塞现金贷业务的异化渠道.

随着证监会强化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众多金融机构将关注点转移向财富管理业务.信托、证券机构纷纷新设财富管理部门或扩大财富管理部门的规模,试图通过财富管理业务为既有的金融产品寻求新的销售渠≠道,以规避监管规则对第三方销售渠道的限制.但是,如果金融机构仅仅将财富管理业务作为绕开监管的手段,而不是真正地发展财富管理业务,那么金融风险也仅仅是从一个渠道转至另一个渠道,并不能真正实现防控金融风险的目标.较好的发展途径,应当是金融机构在财富管理业务上构建竞争力,并自然形成客户的金融资产需求,这样才既能通过财富管理业务赢得更多的客户、销售更多的金融产品,又在宏观层面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规模.作为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服务提供者,瑞银集团增进财富管理业务竞争力的经验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固定收益类产品在银行的资产配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全球货币政策进入低利率的"新常态",固定收益业务的投资策略必然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对衍生品的严格监管已经迫使银行业在整体上降低固定收益部门的规模,并进行固定收益业务投资策略的转型.

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各自向对方领域拓展业务,带来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但是,监管不足的问题也浮现出来.相比较而言,美国的互联网金融在发达国家中起步较早,对于互联网金融中的各类风险观察得更为全面,监管措施也较为健全.尽管中美两国的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主体业务大体一致.为此,我们对美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梳理,以发现可借鉴的监管经验.

押品管理模式变革的驱动力 押品管理模式发展的驱动力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2008年之前,发达国家的押品需求主要源自业务规模的扩张,如回购、衍生品交易等.2008年之后,押品需求转向,监管机构及市场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对押品管理效率也提高了标准.

深圳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城市,“一带一路”建设为其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严峻挑战.对外经济交往的通道地位、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深交所带来的金融优势、特色鲜明的深圳特区模式和富有创新能力使深圳有能力在“一带一路”中抢得先机.与此同时,深圳也面临着税收风险和检验检疫风险、亟待满足的72小时免签商务需求以及整合区域交通等方面的挑战.为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深圳应该建立海陆空铁一体化机制,促进与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深圳输出的特区模式要有效对接合作方需求,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口岸部门要对贸易便利性和安全性进行合理权衡.

2016年5月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国货币监理署联合发布公告，就实施以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为核心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披露要求征询意见。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美国对金融机构流动性监管的再次升级，以降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但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考虑到美联储因顾及对金融市场的潜在冲击而难以进行货币政策的紧缩操作，这一监管措施更近于对货币政策的配合，即通过控制大型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来增强金融市场的抗冲击能力，并增加金融机构对美联储“缩表”操作所抛售资产的需求，以扭转美联储货币政策“易宽松、难紧缩”的棘轮。

随着欧洲诸国和日本相继实施负利率政策，银行业如何适应负利率环境的问题日益凸出。作为政策的传导者，银行业不但因负利率而面临资金流出压力，而且因负利率而承担额外的“税收”。但是，对于银行的盈利能力是否会因负利率而大幅下降，业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既有摩根大通的“负利率侵蚀净利息收入并大幅降低银行盈利能力”的观点，也有瑞信银行的“净息差收窄是长期趋势，负利率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被夸大”的观点。2014年12月，瑞士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2015年，瑞银集团有形股权资产的全年调整后回报率达到13.7%，不但超越10%的财年目标，而且大幅超出2014年8.2%的回报率。这表明，负利率政策对银行业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银行业对货币政策适应性调整能力。即使在较长时期的负利率环境下，大型银行集团仍可以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

对不良贷款证券化而言，关键一步是将不良贷款证券化后的证券产品销售出去。但不良贷款具有较高的违约风险，如果不能触及市场的真正需求，那么所构造的证券化产品不会被市场认可，不良贷款证券化业务也会停滞不前。本文作者阐述了美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动力，以期能对我国提升不良资产证券化专业水平，更好地控制金融杠杆风险提供参考。

口岸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发展态势也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基于对我国三类口岸——沿海、内陆和沿边口岸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口岸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面临四大问题,分别是口岸协调制度难以落地,硬件设施难以满足发展需求,政治热点与新兴产业的冲击,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将给口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为使口岸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更好发展,同时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分别是立足于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来完善并推动"大通关"战略,立足于企业需求和公平竞争来完善市场化机制,立足地区特色和产能优势来推动口岸发展,立足于"硬件"和"软件"的连通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借助经济外交工作来推动口岸连通.

从1982年建立以来，英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了多次大幅度调整，以适应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2001年建立的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标志着英国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不再是仅针对银行业客户的孤立补偿制度，而是与英国金融综合监管制度相适应的全面补偿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部门更注重宏观审慎监管，重塑公众信心并维护金融稳定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重要努力方向。英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在此经历频繁的调整，其功能也由单纯的风险屏障逐步拓展为旨在维护金融稳定和公共信心的全面补偿机制。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和边界效应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对中国东盟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交通、通信、能源三大领域的“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目前中国东盟各国间的双边贸易影响并不明显;中国东盟各国间存在贸易边界效应,程度较小,在3.51-9.52之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提高了贸易效率,有利于减少市场分割,从而降低贸易的边界效应,对于中国东盟各国间的贸易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

作为德国最大且在国际衍生品市场占有巨大比重的银行,德意志银行长期以来因较差盈利能力和较低的资本充足率而广受批评.2015年10月7日,德意志银行宣布第三季度将出现62亿欧元的净亏损,再度引发全球市场对德意志银行可能陷入危机甚至破产的担忧.但是,从EVA、SRVIX(波动率指数,由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网站公布)等波动率衡量指标来看,相关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几乎未受这一公告的影响,利率互换市场的波动性甚至在10月8日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因此,德意志银行的此次巨额亏损预警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德意志银行长期危机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巨额的衍生品交易是此次巨额亏损的深层次原因,巨额的衍生品交易使得德意志银行与全球金融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因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成为金融危机冲击的汇集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