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3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自然科学卷》发布的2022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22 年《中国脑血管病杂志》核心影响因子为2. 395,在35 种"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类期刊中排名第一位,并再次荣获"第六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称号.
意大利米兰Ospedale医院的Lozupone等回顾性评估了血流导向装置(FDD)治疗颅内破裂动脉瘤的有效性、安全性和中期随访结果. 他们回顾性分析17例因颅内动脉瘤破裂出现蛛网膜下腔出血(SAH)进行FDD治疗的患者(女12例,男5例,世界神经外科协会联合会评分平均2.9分).17例破裂动脉瘤中,8例为血泡样动脉瘤,其余9例为夹层动脉瘤破裂,平均治疗时间为4.2d,记录手术过程中和围手术期的并发症率和病死率,手术后6 ~12个月进行临床和血管造影随访评估.
血流导向装置(FDD)成为治疗选择性颅内动脉瘤的一种可行方法,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意大利Bellaria医院Briganti等评估了在随访期间,FDD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他们回顾性分析2008年11月至2015年11月神经外科所有使用FDD(包括PEP、SILK、FRED等)治疗的颅内动脉瘤患者临床和影像学资料.纳入60例患者(女48例,男12例)共69个动脉瘤.研究终点为血管造影提示动脉瘤完全闭塞、再通率、载瘤动脉闭塞、脑缺血的临床和影像学证据.根据血流导向O′Kelly-Marotta(OKM)量表评估闭塞率,并根据动脉瘤闭塞程度分为,A级:完全闭塞;B级:次全闭塞:C级:流入道残余;D级:未闭塞.严格分析术后、中期(3 ~6个月)和长期(12个月)结果.
为了明确颈动脉夹层动脉瘤（DA）自然病史，Cambridge大学的Susanna等代表卒中研究组报道了DA是否能增加复发性卒中风险和抗血栓药物（抗血小板聚集vs.抗凝）能否使DA消失或阻止DA进展的结果。研究者收集多中心前瞻性颈动脉夹层卒中研究（CADISS），比较了抗血小板聚集与抗凝药物的效果，共纳入264例颅外颈动脉夹层（CAD）患者，通过Logistic 回归分析评价年龄和性别等影响因素。他们对已发表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以评价DA自然病史和颅外CAD未经过手术治疗发展为患者的卒中风险。
小儿脊髓血管疾病非常罕见。韩国学者Cho 等评价了单中心病例的临床特点和治疗效果。他们回顾性纳入10例患儿，包括3例髓内动静脉畸形（AVM），6例髓周动静脉瘘（ AVF）和1例硬脊膜AVF。该研究评价其临床特点、影像资料、治疗结果和临床效果。影像和临床随访平均时间为术后17．7个月和107．9个月。
美国Johns Hopkins 大学Yang等近期报道了颅内动静脉畸形（AVM）治疗2年后迟发性出血的风险情况，他们比较了不同治疗方式下迟发性出血发生的发生率。研究者回顾性分析了1990至2013年420例患者的数据资料。迟发性出血定义为最后一次治疗2年后发生出血。通过生存分析评价在不同治疗方式下迟发性出血的发生率。
由于神经外科手术中难以定位颌内动脉（IMA），因此颅内外动脉旁路移植手术时很难取用该动脉作为供血动脉。美国California大学的Feng 等报道了通过中颅窝暴露IMA简单而安全的方法。他们解剖了10个头颅标本，经翼点开颅后，分两步打开外侧三角。第一步：磨除前外侧三角颅骨到达棘孔，然后通过脑膜中动脉分离翼外肌，定位IMA近端；第二步，接着第一步向前磨出一骨槽，顺着近端找到IMA的主干。测量切除的颅骨、中颅窝到IMA 的深度以及IMA暴露的长度。
美国波士顿Massachusetts医院Jones等研究了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患者术前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双抗的效果。他们分析了2003年至2014年血管质量计划（vascular quality initiative）数据库里的患者资料，比较术前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的患者与单独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主要结局有出血再次手术和梗死性并发症［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卒中或心肌梗死］，次要结局为院中死亡和卒中／死亡。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评价患者的手术影响因素。通过倾向评分匹配法控制亚组的异质性。
希腊学者 Papakostas等报道了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中使用牛心包补片的早期及远期结果。
血管内密网孔血流导向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应用越来越多。美国学者Kallmes等回顾分析了2008年7月至2013年2月6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匈牙利）17家中心经Pipeline栓塞装置（有密网孔血流导向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的79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分为4个亚组：颈内动脉（ICA）瘤径≥10 mm、ICA瘤径＜10 mm，前循环动脉瘤和后循环动脉瘤。神经系统并发症包括自发性破裂、颅内出血、缺血性卒中、永久性神经损伤和死亡。
尽管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中采用多种神经功能监测技术已有诸多研究，但体感诱发电位、运动诱发电位、脑电图这3种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联合应用的研究相对较少。美国学者Alcantara等分析了这3种神经监测技术联合应用于全身麻醉下实施的CEA中，报道了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检出率及预防效果。
美国华盛顿大学Levitt等的研究认为，计算流体力学模型有助于颅内动脉瘤血流动力学的研究。但针对病变边界条件的个体化测量，如血流流速及压力等尚未在血流导向支架的研究中应用。他们整合了在血流导向支架治疗前后的动脉瘤内血流流速及压力的个体化数据，以明确支架对动脉瘤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韩国学者Cho等通过分析局部麻醉下进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中转流管使用率，讨论局部麻醉手术下选择性放置转流管的效果。他们对2007年至2011年间实施CEA患者的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术中在患者清醒状态下进行体格检查，根据神经功能检查结果的变化，决定是否行术中转流。通过记录临床资料及影像学检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并对侧支循环、对侧颈内动脉狭窄程度等影响转流决策的因素进行分析。
Malas等报道了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CEA）中应用补片是否会影响再狭窄、卒中、死亡及心肌梗死在围手术期和远期的发生率。
非洲国家对于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CVT）的诊断、预测、治疗及预后的研究较少。一项纳入2009年1月-2012年12月突尼斯军事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经MRI、MRV确诊的CVT患者，记录并分析其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及预后。平均随访时间16个月（6个月至4年）。主要预后指标是死亡或残疾。该研究共纳入41例患者，平均年龄41．24岁，大部分是女性（68％）。急性发病的有10例（24％），亚急性26例（63％），慢性5例（12％）。最常见的发病症状是头痛（83％），其次为癫痫、局灶性运动障碍、视乳头水肿及精神状态改变。侧窦和上矢状窦最易累及，分别占56％和51％；同时累及2个以上静脉窦的患者占46％。19例患者（46％）D-二聚体＞500μg／L。大部分CVT患者（56％）有血栓形成倾向，由遗传或后天获得，其中有妇产科病史的占50％，感染性病变的占34％。83％的患者预后较好。随访结束时，32例（78％）完全康复，改良 Rankin评分（mRS）0～1分，2例部分恢复（mRS为2分），4例有残疾（mRS为3～5分），另有1例患者 CVT复发。该病例组中CVT的危险因素包括血栓形成倾向、感染及产后状态。口服避孕药在这组病例中不是主要危险因素。
以往的研究表明，脑缺血预适应( CIP)在诱导大鼠脑缺血耐受性的同时，可以上调胶质细胞谷氨酸转运体-1(GLT-1)的表达。研究者们通过微透析和高效能液相色谱法来观察细胞外谷氨酸的浓度，并进一步证实脑缺血耐受中GLT-1的摄取活性。研究表明，在对大鼠致死性缺血性打击后，谷氨酸浓度出现显著波动，其浓度峰值可达到基线值的7倍，这与海马CA1区神经细胞的延迟性死亡有关。若大鼠在致死性缺血性打击前，用CIP进行预处理2 d( CIP预处理可保护锥形神经细胞，避免迟发型神经细胞死亡)，谷氨酸峰值浓度比基线水平下降3.9倍。若用双氢红藻氨酸盐( GLT-1抑制物)预处理，则可抵消CIP对CA1的保护作用，同时，谷氨酸浓度峰值显著增加并达到基线水平的6倍。上述结果表明， CIP通过上调GLT-1对谷氨酸的摄取活性，从而减轻谷氨酸的兴奋毒性来诱导大鼠脑组织的缺血耐受性。
有证据表明,缺血预适应( IPC)可使脑组织对随后缺血性损伤的耐受力增加,但其机制尚不清楚。有研究者通过动物实验,认为依赖于磷酸腺苷( AMP)诱导蛋白激酶( AMPK)的细胞自噬在IPC脑保护效应中起重要作用。将实验所用的SD大鼠先用空载体、复合物C(一种 AMPK抑制物)或3-甲基腺嘌呤(3-MA,一种细胞自噬抑制物)处理后,进行IPC建模(闭塞大脑中动脉10 min),然后检测脑组织AMPK和细胞自噬标记物的活性。 IPC后24 h,所有大鼠均诱导出永久性脑缺血,再过24 h后检测脑组织梗死体积、神经功能缺损和细胞凋亡程度。实验证实IPC激活AMPK并在卒中中诱导了细胞自噬,这与脑缺血后梗死体积减小、神经功能缺损减轻、细胞凋亡减少有关。同时, IPC诱导的细胞自噬可被复合物C抑制,而IPC的脑保护作用可被复合物C或3-MA抵消。研究者认为,AMPK激活的细胞自噬与IPC的神经保护作用有关,提示AMPK可能作为卒中预防和治疗的靶点。
对采用抗凝治疗而病情仍恶化的颅内静脉血栓形成（cerebral venous and dural sinus thrombosis，CVT）患者通常建议进行静脉溶栓治疗。为研究静脉溶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葡萄牙的研究者们在PubMed网站上进行了检索，检索对象为在“国际脑静脉和静脉窦血栓研究会（ISCVT）”上进行注册的研究。预后评价采用改良Rankin评分（mRS ），并对可能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分层分析。检索中未发现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结果共纳入16项研究（共26例患者，其中2例患者信息来自ISCVT，24例患者来自文献系统回顾）。7例患者表现为单纯的颅内高压综合征（26．9％），17例表现为脑病（65．4％），2例患者表现为昏迷（7．7％）。最易累及的是上矢状窦（21例，占80．8％），其次为脑部深静脉系统的血栓（5例，占19．2％）。尿激酶是最常使用的溶栓药物（19例，占73．1％），而使用链激酶和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的分别各有2例（7．7％）。颅内出血发生率为11．5％（3例），颅外出血发生率为19．2％（5例），严重出血的总发生率为11．5％（3例），其中2例死亡（7．7％）。大部分患者的脑静脉系统可有部分或完全再通（16例，占615％），生存率为92．3％（24例患者）。有效随访25例患者，随访结束时，22例患者达到生活自理（mRS评分0～2分，占88％），2例患者死亡（8％），1例患者重度残疾（mRS评分3～4分，占4％）。总体而言，88％的CVT患者接受静脉溶栓疗法后获得生活自理，但有2例患者因颅内出血而死亡。本研究中的死亡率和致残率与既往两项系统回顾相近。
美国学者William等比较局部脑组织近红外光谱技术与12道脑电图技术在监测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CEA)中夹闭颈动脉过程中脑缺血方面的价值。他们采用前瞻性观察性设计,对单中心经过术前筛选的年龄>18岁、行单侧CEA的90例患者术中除脑电监测之外,还通过放置在双侧眉弓上方的感应器对患者进行连续近红外光谱监测。剔除17例患者,对其余73例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术中脑电监测结果,有4例患者(5.5%)需要行术中转流。采用颈动脉夹闭前1 min内局部脑氧饱和度的平均值和夹闭后5 min内的最低值,对手术侧脑组织氧饱和度的变化进行分析。局部脑组织氧饱和度的绝对值每下降1%、较基线值相比每下降1%,术中转流的可能性升高50%(以绝对下降值计算：OR=1.50,95%CI：1.03~2.26,P=0.03；以相对下降值计算：OR=1.40,95%CI：1.02~1.81,P=0.04)。采用局部脑组织氧饱和度下降值(绝对数值下降5%或较基线参考值相比下降10%)来计算近红外光谱监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与阴性预测值。结果显示,不论是以脑组织氧饱和度的绝对下降值还是相对下降值来计算,通过近红外光谱技术来监测术中脑缺血的阳性预测值均很低(<25%)。
过度灌注综合征( hyperperfusion syndrome, HS)是颈动脉血管重建术后相对罕见但严重的并发症,脑血管自动调节受损和脑血管重建术后血流改变是导致过度灌注综合征的主要机制。大多数最新的研究为回顾性,并且集中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 CEA),忽略了颈动脉支架置入术( CAS)。波兰的研究者Buczek等比较了CEA和CAS术后,经颅多普勒超声( TCD)监测HS发生率及临床症状。他们回顾性评估了61例常规行CEA 和CAS的患者。手术前后由神经科医师对每例患者进行临床评估。将严重头痛、眼或面部疼痛、意识模糊、视力障碍、癫痫发作或任何非脑缺血性局灶性缺损定义为HS 临床症状。治疗前通过 TCD 测量大脑中动脉(MCA)收缩期峰值流速(PSV)、舒张末期流速、平均血流速度( MV)和搏动指数,治疗后分别在6 h和2~5 d测量两次。治疗后评估MCA的PSV和MV,与基线状态相比,血流速度增加>100%定义为过度灌注。治疗前通过TCD乙酰唑胺试验评价脑血管反应( cerebrovascular reactivity,CV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