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对中国意义重大,但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利用2003-2021年全国各省市数据分析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特征,结果发现:各地金融资源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即资金更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并不一定流向最有需要的地区.在此基础上,通过测度各地区获得的超额金融资源衡量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程度,并研究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发现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会导致民间投资效率损失——有些地区获得了超额金融资源,却未能有效提升民间投资增速;而另一些民间投资活跃的地区却因为金融资源缺口,发展受到了制约.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制约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此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和中央财政支持能够显著缓解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制约作用.

投资者总是通过自己的认知来筛选安全资产.宏观杠杆水平的积累一方面引起安全资产更大幅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感知的安全资产萎缩,在市场压力时导致安全资产短缺.管理安全资产短缺的适当方法是有序降杠杆,其中宏观杠杆率已达到不可持续水平的部门要率先实施.在降杠杆过程中,市场机制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面临压力的部门应谨慎应对潜在风险,主动降杠杆.有序降杠杆的过程需要财政政策支持,公共债务和基础设施投资有更大的作用空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保持适度流动性,让降杠杆过程可以忍受.另外,固定的抵押率和更高的透明度可以有效缓解安全资产短缺.

在借鉴既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整体、时间和机构投资者类型三大维度,本文探讨机构持股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约束国企过度投资行为,并且证券投资基金的约束能力相对其它机构更好.同时在不同的外部市场条件下,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约束存在区别;在2004~2007这一阶段,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与2008~2016阶段有本质的不同;不同机构投资者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存在异质性.本文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相对于其它机构更能起到积极型投资者的监督作用.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逐步崛起并逐步成为亚洲强国与世界区域性强国,美国一家主导下的全球外交格局与势力版图不断变化,全球外交逐渐出现大国小国、东西方文明的多元竞争与非零和博弈.伴随着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对于领土、领海、台湾问题等主权诉求趋于强硬.新加坡是东盟的主要创始国,作为东南亚最有外交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一直保持着实用主义均势策略的外交策略,寻求在中、美、印、俄等国中寻找外交平衡点.随着2011年李光耀彻底退出新加坡政治舞台,李显龙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新加坡在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上出现冒险主义与机会主义特点,“西进”特点突出,无原则亲美立场上不断提升,有打破不结盟原则与放弃外交平衡策略的倾向.新加坡的反共反华迹象有所抬头,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直接对抗是不明智也是非常危险的.新加坡不但应该回归到李光耀时代的实用主义均势外交策略中来,还应正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做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国—东盟关系的润滑剂与助力器,而不是做美国反华策略的前锋队,成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棋子,并承担美国外交策略失败带来的全部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