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创作于不同时期的《1853年诗集序言》、《奥伯曼重现》以及《华兹华斯》三篇作品体现出对“喜悦”之含义的建构。19世纪50年代的《1853年诗集序言》强调崇高的行动是诗之悦的源泉，60年代的《奥伯曼重现》将基督教情感视为喜悦与崇高的根基，70年代末的《华兹华斯》借由诗之悦探讨诗歌的宗教性功能。在不断深入与修正的过程中，阿诺德始终强调“喜悦”的伦理基础：它是评判杰出作品的试金石，是宗教情感的本质，也是实现社会理想的必要条件。
在马修·阿诺德力图通过批评建构的理想王国里,古典文学是具有权威性的范本,其“伟大的行动”体现着“最佳思想”,为读者带来思想与智慧,因此,应当成为作家效法的对象,以及读者衡量其它文学作品的标准.由此可见,阿诺德对古典文学的颂扬建立在他对英国文学现状和未来的思考之上,古典问题对他而言即是现代问题,古典的文学权威亦是为现代文学之未来描画的蓝图.然而,由于将文学权威视为具有恒定价值的统一整体,阿诺德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过程,也缺乏对读者群体内部差异和个体经验价值的重视.
阿诺德在《诗歌新编》中删去《恩培多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并增添《索赫拉布与鲁斯塔姆》的举动标明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折,即在诗作中表达对分裂时代的无尽失望不再是其创作的动机,他认识到诗歌不应表现毫无希望和出路的病态情绪,而应效法以索福克勒斯悲剧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经典,选择伟大的行动为主题,充分反映时代精神.这预示着阿诺德反对分裂、追求整一的批评思想正逐渐清晰明确.但与此同时,思想上的统一与明晰性使得阿诺德忽视了诗作自身的复杂多义,也导致其诗歌创作力的衰减.
《达洛维夫人》与《追爱》代表了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对英国文学传统中聚会主题的继承与反叛.它们表明,随着英国社会生活和阶级结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变动与重组,聚会不再扎根和局限于稳固的上层阶级,而是包容和混杂了不同的阶级话语.这使聚会中的女性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状况,既受到本阶层内部性别等级的压制与压迫,又面对着来自不同阶层的”挑唆”与挑战.与此同时,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分离也愈加明显.这主要是指,女性寄寓于家庭聚会中的情感诉求和浪漫情调与由男权话语主导的社会生活中的麻木状态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冲突日渐激化.于是,聚会活动对于女性来说便具有了双重意义:同时成为抗争和退缩的场地.
在《海因里希·海涅》一文中,阿诺德将海涅称为现代思想的体现者.首先,他的作品反映了文学的主流;其次,他批判了非利士人对工具的崇拜,指出这种思想倾向存在隐患;最后,他提出了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两种复兴的说法,并自身实现了两种精神的融合.而在论述海涅思想的过程中,阿诺德自己也成为了现代思想的诠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