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格手记》是德语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许多段落都可以解读为诗人对语言问题的反思。本文通过分析小说的若干叙事片段，从弱化所指内容、关注话语行为等角度，探讨里尔克的语言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语言自身的逻辑和尺度对诗人提出的要求。
《荒原》之“荒”（waste）既可被理解为精神的空虚，也指向诗中物理存在的各式废弃物。有研究者指出这些废弃物客观反映了一战后英国的生产过剩问题，但未深入谈及诗人对该经济现象的看法。事实上，诗中各式固体废弃物呈现出英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次性经济和快速消费的出现。艾略特既以荒原意象警示生产-消费-丢弃的线性经济模式可能导致的道德堕落和生态灾难，也在诗中埋下了通过死而复生拯救荒原的线索。这一线索逐渐发展为回归自然循环的有机社会理念，这一理念又与其回归秩序的保守主义主张相互印证。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专著《普鲁斯特与符号》从符号的角度来探讨《追忆似水年华》中时间、记忆和艺术的本质，提出《追忆》中存在着四个不同的符号世界：世俗符号、爱情符号、感觉符号和艺术符号。每种符号都有一条与其相对应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线：世俗符号蕴含着失去的时间，爱情符号包含着逝去的时间，感觉符号是一种重新发现的时间，艺术符号是一种重现的时间。同时，时间和真理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关联。在世俗符号中存在着一种失去的时间的真理，在爱情符号中存在着一种逝去的时间的真理，在感觉符号中呈现一种重新发现的时间的真理，艺术符号代表着追寻真理的高峰，它能够转化其他种类的符号，进而揭示本质和纯粹的时间。德勒兹深入阐释了四种不同的符号世界与时间结构相互缠绕的特质，呈现了符号与时间的复杂互动，从符号与时间的角度揭示了时间的诗学特质。
优填王是印度古代与佛陀同时代的著名君王，在梵语文学中一再出现，在佛教典籍中屡见不鲜。优填王传说不仅是印度古代文学的重要母题，在印度佛教史、社会史、文学史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亦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对于如此妙趣横生的人物，国内却少有关注，尤其未见兼顾梵语文学与汉译佛典之研究成果。古典梵语文学中的优填王经历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是一位智勇双全、风流倜傥的“情王”。汉译佛典中的优填王则具有诸多面相，行走于丑化与美化之间。优填王形象的重构，既包含基本一致、有迹可循的内容，又包含踪迹全无、天差地别的部分。本文着重探讨其中之有迹可循者，从“多情种子”到“回头浪子”再到“身份演绎”这三个层次择要考察梵语文学中的优填王形象在汉译佛典中的早期重构。
阿诺德创作于不同时期的《1853年诗集序言》、《奥伯曼重现》以及《华兹华斯》三篇作品体现出对“喜悦”之含义的建构。19世纪50年代的《1853年诗集序言》强调崇高的行动是诗之悦的源泉，60年代的《奥伯曼重现》将基督教情感视为喜悦与崇高的根基，70年代末的《华兹华斯》借由诗之悦探讨诗歌的宗教性功能。在不断深入与修正的过程中，阿诺德始终强调“喜悦”的伦理基础：它是评判杰出作品的试金石，是宗教情感的本质，也是实现社会理想的必要条件。
1917年10月，卡夫卡在写给友人韦尔奇的信中，详细报告了自己的一个梦，其中心是作为文学课堂教学内容的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此梦可谓以梦幻形式呈现出的卡夫卡“文学梦”，对于理解卡夫卡与西方古典文学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赫西俄德《神谱》所述与诗神缪斯相遇的“自传故事”，为卡夫卡自称“独特传记作家”及其作品的自传性提供了一个古今之间的理解背景。卡夫卡的《普罗米修斯》是对赫西俄德普罗米修斯故事的“事后思考”，《单身汉的不幸》及《致菲丽斯》则把“最初的女人”所带来的生存处境具体化了。赫西俄德诗中的“希望”是理解卡夫卡式“绝望”必要的思想背景。
18世纪英国对传统女性气质的界定将女性排除在“有趣味的人”之外，并因此遮蔽了“趣味”这一概念的性别维度。这也正是18世纪诗人借助“女哲学家”、“女勇士”等形象介入趣味之争，并进而重新定义女性气质的原因所在。当趣味之争的战场从建筑、园林等美学领域转向性别领域之时，对“新”女性气质的诉求呼之欲出。从趣味之争到性别之争，我们得以洞见，一种强调身体与心灵同步发展、理性与情感兼容并蓄、私人与公共互为依存的女性气质日益成形。
作为戏剧文学，柏拉图对话呈现了不同对话者之间的思想冲突。面对不同的人，苏格拉底总能切入不同的话题，或在同一话题上采取不同的论证。这往往取决于对话者们在与苏格拉底初次照面时透露出来的灵魂倾向和性格特点。柏拉图《理想国》的开场戏虽然简短，但构思精妙，意蕴深远，极富戏剧张力。它不仅设置了戏剧场景，引出了戏剧人物及其关系，暗示了戏剧冲突的来龙去脉，而且隐含了整个作品的一些核心要义。本文尝试采用字里行间的方式随文疏解，以便灵活地揭示和呈现其中的戏剧要点及其丰富意涵。
克莱斯特的《智利大地震》（1807/1810）以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对欧洲知识界、尤其是对启蒙乐观主义神正论的深刻冲击为思想背景，借助地震的革命隐喻，在后魏玛古典文学时代勾勒了宗教救赎、革命理想与文学作品的人文精神这三重幻灭。小说中描绘的宗教恩典、平等博爱与人道关怀均是幻景，秩序的崩塌、重建与再崩塌颠覆了欧洲传统历史哲学三段论。但在克莱斯特的批判中，启蒙乌托邦依旧作为人性潜能存在，正如小说结尾暗示的，在普遍危机中仍有人性与亲情的一丝希望，从伊甸园坠入历史的现代人或许能由此发现重返乐园的后门。
“传奇”一词在拜厄特《占有》中具有导读性地位。借助于传奇在形式、选材与时空层面的自由灵动，《占有》打破了惯常圈囿小说形式的藩篱，以“帕里斯的选择”为元故事，演绎出兼容格林童话、维多利亚浪漫传奇及当代学者探秘历程的系列框架故事，显示出基于直觉的尚秘好奇心对激情生命的“财富”意义。通过勾勒当代学者追寻逝者传奇的不同路径，小说批判了西方后现代文化取道“占有”或物化逝者世界在“彼时”与“此时”之间建立联系的徒劳，提示尚秘好奇心不仅可能引领人们真正步入逝者的精神世界，而且能够激发生命的活力与热情。
《玄妙的杰作》是19世纪艺术家小说的经典之作，被皮埃尔·洛布里耶誉为“巴尔扎克美学入门书”。从无与伦比的逼真仿像到脱离再现与表意重负的颜色平涂，《杰作》以惊人的预言方式展示了古典绘画摆脱德勒兹意义上的“具象性”走向“纯形象性”的过程，宣告了现代绘画的诞生。本文旨在借助艺术史和符号学相关理论，将《杰作》与绘画艺术发展进程的层叠结构予以展开，再现绘画艺术摆脱文字所象征的逻各斯体系、逐步走向媒介独立的演进轨迹，让巴尔扎克小说中暗藏的美学遗产重见天日。
公案是禅宗特有的一种激发禅意识、加速禅悟的教示方法。自宋代起，研习公案便成为僧徒参禅活动中的重要部分，这种以“话头”、“机缘”和“问答”为特色的言行范例既可以参悟各宗经典，又可以试探禅僧禅旨的深浅，因此备受参禅者的推崇，参究公案已蔚然成风。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塞林格对“公案之学”十分痴迷，他不仅在作品中直接引入公案，还将公案特有的反逻辑、生疑情、重导师等特点融入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公案书写。但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却明显不足。拈提公案既是塞林格习禅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创作思想的重要来源。从公案书写这一全新角度重释塞林格作品，不仅可以凸显其中的禅宗痕迹，还可以重估塞林格文学中救赎意义的东方价值。
在1915年发表的处女作小说《远航》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了女性主人公青年钢琴家蕾切尔·温雷丝乘坐“尤弗罗西尼”号远航前往南美探险的经历。作为一部典型的女性成长体裁小说，伍尔夫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蕾切尔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过程。本文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远航》更是一部富含音乐性的小说。其中，伍尔夫向读者展示了诸如瓦格纳音乐戏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第111号作品等多种音乐元素，阐述了对“音乐”与“文学”两种不同艺术载体及内在情感张力的辩证思考。以其早期作品《远航》为文本基础，伍尔夫清晰表述了音乐对其本人及文学创作的持久影响。
莎士比亚对《廷臣论》的借用和指涉为学界所公认，但令人费解的是，卡斯蒂廖内所推崇的完美廷臣却似乎在莎剧中无迹可寻。本文从这一悖论出发，尝试将《廷臣论》置于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对意大利文化的接受这一大背景之下，勾勒《廷臣论》及作者在英格兰命运的浮沉，厘清对其褒贬的成因，继而探讨莎剧中的廷臣形象以及莎士比亚对廷臣所持的态度。本文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人对意大利文化好恶交织，心态复杂，《廷臣论》被视为意大利的文化他者因而先起后落，完美廷臣最终沦为“十足的卡斯蒂廖”。莎士比亚虽然以“十足的廷臣”接续了对廷臣的讽刺，但却在末期剧中与廷臣达成和解。作为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案例，《廷臣论》的命运生动阐释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对意大利文化的选择性接受机制，莎士比亚则用戏剧呈现了一曲廷臣变形记，实现了与卡斯蒂廖内的跨时空互动。
以洛克哈特为代表的保守“爱丁堡派”对以利·亨特为中心的自由激进“伦敦佬派”的攻击是英国摄政文坛的重要事件，这场论战实乃以19世纪“摄政时代”为波峰且绵延百年的广涉文学、风尚、层级及民族关系的持久论争，兼有“上下、内外、东西”之战。爱丁堡派以对手的出身、习性、人格等私人品性为攻击策略，复活并拓展了“伦敦佬”一词，从“亨特圈”直追踪至“比萨圈”，使牵涉其中的群体日渐延展。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对内控制与外向扩张，大英帝国掌控了形塑社会阶层及异域形象以构成一连串层级“鄙视链”的武器。由此，以考证谁是伦敦佬为主线，就其范畴变化、内涵拓展，特别是折射的文学风格、层级斗争、民族意识等加以爬梳，不失为探入摄政时代乃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气候与东西文化关系的幽微路径。
1968年"印象主义文学研讨会"引发了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也推动了印象主义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在哲学维度上,休谟将人类心智感知分为印象和理念的思想被佩特继承和发展,加以超验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完全在感觉流中建构现实"的思想.在艺术维度上,印象主义文学思想借鉴了印象主义绘画的核心理念,凭借"色与光"来把握现实,并强调印象的主观性瞬间性.在文学维度上,坚信现实的主观性,认为文学作品是"印象",这一思想肯定了美国印象主义文学的存在和重大意义,将詹姆斯和克莱恩等重要作家明确归入印象主义文学旗下.作为印象主义作家,詹姆斯坚信印象是艺术创作的媒介,而克莱恩受"写真主义"影响,认为文学创作是对视觉印象的追求.
作为“诗人中的诗人”,约翰·阿胥伯莱以其卓异的实验性创作实现了对现代主义以来非个人化客体诗学的突破，力求以全息和即时性的方式捕捉、描述当代社会现实与心灵现实的新形态。他在智性的自动化、散漫风格的确立以及超现实混合体的塑成三个方面，大量运用即兴手法，呈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经验与沉思、个人与现实的悖论性关系。阿胥伯莱使即兴从一种手法升格为文体风格艺术，这既是对美国诗歌沉思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也是对一种超智性的新诗学、即时性的过程叙事和更为完整、逼真的新超现实的有益探索。
托马斯·格雷是18世纪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但在我国,学者们对格雷的研究仅集中在《墓畔哀歌》,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格雷的壮游经历(1739-1741),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他.纵观格雷的若干书信、笔记、诗歌,可以揭示格雷如何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宗教思考、个人境遇融合在拉丁语诗歌《阿尔凯奥斯颂歌》中.本文旨在结合18世纪英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深入揭示壮游经历对格雷的影响,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对18世纪壮游文化与早期浪漫主义诗歌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霍桑的罗曼司中,《我的亲戚,莫利诺少校》是展现霍桑的"狂欢诗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霍桑不仅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对一出狂欢场景进行了详尽描写,同时也历时性地表现出了这一狂欢节场景对殖民地未来的影响,并集中展现了霍桑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对美国历史的独特观念.通过描写殖民地革命中的一出狂欢节场景,突出新英格兰殖民地年轻一代在狂欢节中的表现,霍桑表达了对殖民地革命的怀疑态度,展现了对历史内部的黑暗性的深刻认识,表现了对美国革命后一代人的内在精神的忧虑.
在《科利奥兰纳斯》中,莎士比亚呈现了两个渊源悠久的政治身体寓言,其一是源出于古典作家的身体各器官反叛肚子的寓言,其二是源出于中世纪的以头作为身体之王的寓言,这两个寓言都揭示出剧中罗马政治的缺陷.莎士比亚还通过各类身体性的譬喻将罗马呈现为一个分裂的、病态的政治身体,其中平民与贵族分裂,护民官成为统治平民的头,而科利奥兰纳斯又是危害罗马共和的一个生病的肢体.通过这些有关政治身体的书写,莎士比亚既与古典以至同时代的政治思想传统实现了互动,又表达了他独特的政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