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北洋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陆海并举""以守为战",构建起围绕天津、兼顾陆上与海上的局部海防体系;后期则以"以战为守""建威销萌"为指导思想,形成了以旅顺、威海、大沽三大军港基地为布防框架,沟通陆海防御力量,以新式防军、炮台群、北洋海军担负具体战略、战术任务的海防区域体系.由于在指导思想上未能完全摆脱传统陆防思维束缚,海防思想中心与布防实践中心脱节,思想与实践在呈现短暂良性互动后,很快陷入"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使北洋海防体系发展与作用发挥受到不良影响.

孙子学在晚清时期的发展,尽管相较之前或之后的历史时期,成果数量和质量明显不足,但作为承接乾嘉,开启民国孙子学研究的中间阶段,晚清孙子学研究亦有其价值和特点.甲午战争前,主要有左枢《孙子左枢笺》、凌堃《孙子增注》和耆英主持翻译的《满汉合璧孙子兵法》等,叶大庄《偕寒堂校书记》、于鬯《香草续校书》、俞樾《诸子平议补录》等书均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校勘;甲午战争后,则以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为代表.

由于缺乏有力的史料,历史上围绕尉缭其人及《尉缭子》一书的真伪之辩不绝如缕.相对而言,认为两个尉缭为不同时代的两个人,较好理解.在没有新的、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维持对尉缭其人所处时代悬而未决的状态,当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对历代关于该书争论的焦点问题及相关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尉缭子》中保留了较多先秦时期的军事观念、军法、军令、军礼等内容,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从思想上看,《尉缭子》是一部言兵而不止于兵的著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除治军、用兵原则外,还对国家治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农战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