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是外语政策与规划的主要实现手段.文章以清政府为推行西学西艺开设的外语类专门学堂同文三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同文三馆的师资配备、招生政策、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留学生派遣和翻译实践等教育政策的具体分析,从外语政策与规划的角度对晚清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由此可知,虽然同文三馆的外语教育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教育的大门,但由于具体规划的缺失,外语推广与教育效果有限.这对中国国家外语能力的建设有警示和借鉴意义.

语言不但是文化的栽体,更是文化建设的密钥.晚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在华开办学校,出版图书,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使英语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英语初入中国国门时的情况表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缺乏语言规划与政策支持的个人与群体活动对语言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这就启示我们,传播文化要以语言为先导,而语言传播的效果往往取决于相应的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目标人群对该种语言文化的接受程度.

文学创伤研究多用于解释外裔文学作品,而本文阐释了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与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的成长历史背景,并分析了历史背景中的创伤体验导致的思想异同,最终得出结论胡适与辜鸿铭文化、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其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创伤不可分割,使用创伤理论可以很好分析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演变.对于文化、社会创伤经历的研究,不仅可以在认知上辨认出不同历史时期和背景下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存在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让个人、群体、社会、民族、乃至整个文明都辨识出人类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让社会的各种因素界定各自的团结关系,汇聚智慧解决问题,并为后创伤时代人类思想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和生活中的重要现象，转喻的存在受制于不同的中西文化差异，文章指出了中西文化的转喻差异可体现为宗教历史、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三类，并根据相应的转喻形式提出了不同的的翻译策略。转喻差异的相关研究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源文，对转喻翻译策略的研究则使得译者在了解中西差异的基础上对不同转喻进行解码输出，最终选择一种与之对应能够实现最大关联的翻译方式。

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辜鸿铭英译《论语》是一项能动的译著活动,能够适应其个人角色、社会背景、译本选择等翻译生态环境。在与传教士理雅各译版《论语》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通过分析辜鸿铭进行翻译活动时在适应其生态翻译环境基础上对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最终得出结论,辜鸿铭英译《论语》是一部获得最高整合适应度的优秀翻译作品。

Based on the sequence chain of eco-translatology proposed by professor Hu,the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y appearance in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urn which is implicated in cross-subjects of ecotranslatology. Then,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urn. Eventually,the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with similar study tone,the study of cultural turn contains ecology as well as eco-translatology. Hence th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can be seen as a key point of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作为中国翻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翻译时期之一,五四运动前后酝酿了许多著名翻译家的诞生,不少著名西方文学也同时被翻译成中文引向大众。本文旨在整理规划西方文学引进中国的相同之处与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欲以管中窥豹之举,呼吁学术界对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更多的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