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绩效的提升考验着政策工具选择之于目标实现的科学合理性.作为政策工具选择的根本原则,工具理性的核心在于根据每一项政策工具的基本特征,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下发现治理手段对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佳条件,进而寻求适配性运用方式,最大程度地发挥工具绩效.基于地方政府新冠疫情防控案例的分析表明,政策工具的强制性有助于提升应急管理有效性,间接性促成了应急管理的社会化应对,自主性和可见性能够满足公共价值需求.同时,政策工具特征缺陷产生的效用偏差也可能导致政策合法性困境、工具与目标的背离、工具的"条件—效果"相悖性等问题.为此,应明确政策工具的适用性条件,避免单一性选择偏差,优化工具结构体系,提升应急管理工具的应用成效.
城市低保边缘户是与城市低保制度紧密相联的一类特殊相对贫困体.从制度安排看,城市低保制度对象判定忽视了城市低保边缘户的存在,城市低保户在其他社会救助制度中具有优先地位,最终导致了城市低保户对城市低保边缘户的逆向歧视.在实践层面,政府与城市低保边缘户的最优选择导向了"城市低保边缘户千方百计成为低保户,政府却选择漠视其存在"的实践困境.城市低保边缘户社会救助的缺位不但有损社会公平,且破坏了城市低保制度本身的良性循环.城市低保制度应以制度化的形式确认城市低保边缘户的身份,以平衡的政策思维替代之前的对抗思维并畅通城市低保制度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在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背景下,基层治理任务转型凸显了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发展性导向,致使村级治理主体逐渐走向年轻化.村干部年轻化有助于高效完成行政任务与村级发展目标,但年轻的村干部无法深入村庄社会实现内部动员,难以有效完成政策落地过程中须做的群众工作.为实现行政性、发展性与群众性等多元治理目标,村级治理逐渐转向基层党委引领下的协同治理,其核心就是在村级治理实践中形成"年轻干部+老年干部""自治力量+行政力量"双轨并行的稳定结构.在村级治理双轨并行结构中,年轻和老年干部能发挥各自的治理优势,从而在基层党委的引领下分工协作,实现治理力量的协同.
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治理的现代化",构成驱动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实践悖论表征为风险暴露、参与替代、技术依赖、公正偏离等,具体呈现为一种"负能"困局.为纠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实践偏差,应构建全流程链式乡村数字风险防范管理体系,探索与乡土社会嵌合的多向度数字化参与模式,革除技术万能的思维屏障,建立公正导向的平衡治理机制,使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真正复归安全性、参与性、自主性和公正性,从而促进农村现代化深度转型.
嵌入人脸识别技术的自动化行政处罚改变了行政法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及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的权益格局,符合行政处罚的效率价值取向,但行政处罚的损益性使人脸识别在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的应用扩张遭到合理性质疑.不可否认,人脸识别技术在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的应用满足了事实认定的现实需求,但目前仍然存在技术误判、侵犯行政相对人人格权益以及行政处罚密度失衡风险.为了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在自动化行政处罚中的应用,应当以行政法基本原则为指引,恪守授权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立法依据,强化对执法过程的监督,并完善平台和队伍配置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
资本下乡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干部则是连接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的关键行为主体.从经纪理论视角来看,村干部在不同的资本下乡场景中会呈现出差异化的行为选择模式,并形成不同的经纪机制.具体而言,村庄自主性影响村干部的行政压力,村庄社会整合度制约村干部的经济/公共理性,行政压力和经济/公共理性的不同组合决定村干部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并扮演不同的经纪角色.因此,资本下乡中村干部的经纪角色与行为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村干部对不同治理情景和村庄结构的策略性回应.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对村干部的经纪角色进行整合分析和类型学探讨,从而为实现乡村善治和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指导.
社区自治面临制度完备但运行不畅的困境,其症结在于组织机制运转不畅.处于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调节衔接地带的"中间组织"为破解制度空转与创造横向联结提供了组织化路径.从Z市X区的社区协商议事实践中可以发现:一方面,社区协商议事会这一"中间组织"作为基层政府创新的组织载体嵌入社区治理之中,目的在于构建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实际需求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另一方面,社区协商议事会的实体化运行为居民有序参与、理性决策与共同行动提供了制度化通道,渐进地激活并优化了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这表明,社区的组织激活有赖于体制内外力量的共同形塑."中间组织"的构建与发展为驱动基层社区治理良性运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实践进路.
为解决老旧小区失管弃管的痛点问题,政府寻求以准物业的方式提供兜底式的管理与服务.准物业管理融合了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优势,兼具清偿历史旧账、助推城市更新和分担治理成本等多重功能,并重塑了原有的单向委托代理关系.但准物业管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管理不善的可能,难以长期维持的运营成本、硬性基础条件薄弱以及准物业管理的过渡政策属性,构成了准物业兜底执行的困难和限度.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政府兜底职责的合理定位问题,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二阶重塑的现实需求.在此过程中,政府既要兜住底线,又要量力而行;既要突出与其他主体间的互补与协作,又要进一步明晰政府内部的具体职责分工,促进管理工作的协调与联动.
任何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都由话语符号的建构和实践来完成,行动者赋予相关事件、问题、情境以特定的意义,并将这种意义通过话语传播给广泛的受众,从而形成对支持者和旁观者的动员,以及对反对者的反动员.话语互动显示了运动的性质,深刻影响着运动的结果.我国邻避冲突中的话语是多元的,但话语互动却并非是多元的,而是呈现"双极对立"和"零极淡化"两种形态.抗议民众的话语和地方政府的话语形成了话语的两极,而其他类型的话语(如非政府组织的话语、支持邻避设施建设民众的话语)则往往被遮蔽或被淹没.从多个典型案例中可以发现,我国邻避冲突中的话语互动基本集中在诊断话语和行动话语两个层面,主要存在"问题话语互动""身份话语互动""道德话语互动""法理话语互动"四种类型.在话语视角下,邻避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民众和政府,可行性路径是推动民众话语的多元化和竞争化,增强政府官方话语的影响力.
地方政府行为叙事研究普遍认为,领导小组、指挥部、领导批示等是协调条块分割、成功竞争领导注意力的重要机制,其作用机理在于这些临设机构具有一定的政治势能.通过建构"情境—策略"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对 L县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的实证研究发现,现场推进会是县级弱势职能部门推动自身中心工作的有力凭借机制.县级弱势职能部门在工作中面临自身权责失衡、基层政府注意力有限分配的情境约束.县级弱势职能部门通过将运动式治理嵌入常规化治理,借助现场推进会这一工作机制,通过运用策略性话语争取到高位督办,实现正负激励结合,解决跨部门协同难题,从而有效推动自身中心工作.县级弱势职能部门凭借现场推进会推动中心工作的逻辑在于,落实了责任到人,缓解了政策周期性疲惫,解决了职责权限问题,实现了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全过程监测的转型.对现场推进会的考察为接下来均衡权责配置、通过常规机制落实更多重点工作提供了理论认识.
在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系统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既是加强和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基层公共服务治理正面临着空间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区隔、权力空间的碎化和关系空间的离散,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需要推动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中的空间重组包括三个方面:通过物理空间的重组,重新设置基层公共服务单元;通过权力空间的重组,提升政府基层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通过关系空间的重组,构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关系网络.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的统筹协调、效率取向的分类治理和高效协同的技术赋能是空间重组的实现机制.通过空间重组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还须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职能和权责关系.
县域典型评选是从群众中挖掘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人物,以此产生社会宣传价值的评选活动.典型评选活动以县域精神文明建设为本质目的,县级党委政府通过高度组织、层层竞选、考核督导、公共宣传等统合治理机制对其进行整合、识别、管理与推广,以产生社会治理与政治宣传的双重效应.因吸纳多中心工作任务,典型评选逐渐以多重政府目标为导向,其复杂政策与简约治理体制之间蕴含张力,容易造成基层工作负担过重、群众参与意愿不强以及县域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县级党委政府在开展典型评选活动时需要弱化行政意图的冗余目标,完善和强化乡村组织体系建设,合理引导县域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
基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协商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主要方式,具有明显的示范扩散效应.既有研究对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关注不足.以27个邻避冲突案例为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邻避冲突消解中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形成机理.媒体关注、公众诉求、舆论热度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必要条件,行动策略和部门注意力则是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充分条件,不同条件组合主要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和政社联动型三种不同的驱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凝练出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是压力回应机制、组织学习机制和治理竞赛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邻避冲突拓展至一般性公共治理领域,应重视协商治理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与价值,使其服务于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
短视频跃居空巢老人的首选触网媒介后,其技术特性依托空巢老人欠缺移动力的身体状况复现移动私藏悖论,不仅催生 日趋严峻的短视频沉迷问题,还进一步威胁我国以互助养老为演进方向的养老服务体系.纾解上述问题须首先开发养老专属系统,其次强化定位算法并提供适老型UGC生产工具,同时开办社区时间银行直播间、推出"线上-线下"同辈互助的激励机制,由此把移动私藏转换为本地视联,即多种本地化了的、在短视频诱导下促成的人际联合行动.作为生活方式的本地视联尊重空巢老人欠缺移动力这一事实,借短视频为本地社区内的互助养老要素赋予可见性,使空巢老人通过本地化的短视频观看/社交培养邻里信任、积累社会资本、形成集体效能感,创生嵌入本地社区的同辈支持网络.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随着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送资源的力度,乡镇治权经历了从被动弱化向无序扩张的内在转变,对权力进行监督成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当前乡村治理场域逐步建立起以层级分布和条块互动为基本特征的乡村监督体系,构成了乡镇政府推动中心工作的新机制,并逐渐建构成为乡村治理模式的基础性逻辑.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是当前乡镇政府运作的创新治理机制,一方面具有治理模式转化、政策层级统筹、政策落实考核的制度功能,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纪检监察组织在监督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其能够借助问责机制介入治理过程之中,实现对乡镇治权的自我约束.作为反向激励形式,通过监督进行治理有着深刻的制度基础,其有效运行依赖于控制权结构的内在调整、治理资源的项目化运作以及数目字管理的普遍运用,是影响乡镇政府行为的另一重面向.
数字经济下,平台中规模巨大的底层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境遇及其发展关系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社会团结.从平台"草根"直播劳动过程可以看出,"无内容""无产品""无流量"的底层主播的劳动过程生产了低端的数字空间.数字劳动生产的空间化促成了数字无产者的形成,同时积蓄了重塑空间正义的社会力量.生产过程的空间重叠、生产关系的空间分离以及数字劳动分工共同塑造了"数字茧房",劳动者在空间实践中完成了数字空间再生产,这一过程也使劳动者自身无意识地成为"数字无产者".数字无产者争取空间正义的实践也积蓄着"破茧成蝶"的力量,重构消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表征空间是实现底层数字劳动正义的重要策略.
中国行政机构改革困境可归因于机会主义倾向、有限理性、信息成本及历史遗产等要素的交互影响.四者的交互作用分别导致微观层面的异质化动机、信息不对称、锁入效应以及宏观层面的目标设定权独占、检查验收权外推、激励分配权弱化.微观层面的不对称信息、异质化动机和锁入效应交互作用进一步导致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宏观层面的目标设定权独占、检查验收权外推和激励分配权弱化交互作用则进一步导致控制权失衡.宏观与微观层面诸要素在多重逻辑下交互影响共同导致中国行政改革困境.
在国家政策对电子竞技的肯定与劳工市场的需求下,网络游戏主播成为游戏行业的新就业形态.网络游戏女主播是该行业的新生力量,对其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与利益获取策略进行研究至关重要.文章以网络游戏女主播为研究对象,基于赋权理论与展演劳动视角探讨非标准化就业下该群体的生存问题,以此打破网络游戏主播职业研究中的"性别盲点".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研究发现,网络游戏女主播敏锐地感知并尝试破解性别不平等的行业枷锁,部分网络游戏女主播将性别转化为职业突破的增权窗口.在获取劳动回报的具体实践中,网络游戏女主播分化出"浅层—中层—深层"的三维展演生存策略,将个人主体性融入数字劳动的整体生产中,以实现自我的职业谋生.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一重要命题的基本逻辑无法从"国家—社会"二分范式中得到答案.在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应当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党的领导是"政党在场"的政治逻辑,而制度塑造则提供了"愿景实现"的现实方案.同时,这一进程又须兼顾"生活方式"的约束,即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制度塑造都必须尊重生活韧性及其规律.这个三维逻辑框架形成了主导与确认、改造与尊重、相互型构等不同实践路径,且这些路径不能彼此替代或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