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rposeBased on dual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two-stage segmen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ivilian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military (CEPIM) has been discussed.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the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is introduced as well as the hybrid incentive compensa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solv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parameters under the dynamic contract condition and the validity is verif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Findings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wo-stage segmented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as the functions of “self-selection” and “stimulus to the strong”, (2) It promotes the civilian enterprises to obtain more innovation benefit compensation through the second stage, (3)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compensation objects and (4) The “compensable threshold” and “optimal compensation threshold” should be set, respectively, to assess the applicability and priority of compensation.Originality/valueIn this paper, through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optimal solution for two-stage segmented compensation, segmented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 expected returns for all parties and excess expected returns have been verified under various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chanism of two-stage segmented compensation can improve the expected returns for both civilian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However, under dual information asymmetry, for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intended compensation candidates, a “compensation threshold” should be se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compens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furthermore an “optimal compensation threshold” should be set to determine the compensation priority.
创新与文明进步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本研究基于创新范式视角探究科技创新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助推作用.通过对创新成果分类比较发现创新成果影响力随着文明阶段演变而大幅攀跃,表明创新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日趋显现.此外,当前科学家和政府部门已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坚力量,而广大群众和用户是全球未来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基于此,我国应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不断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活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大数据发展与区域创新的深度融合,形成健康、有序、有效的大数据驱动区域创新的发展模式是当前亟待探讨的重要议题.本文主要探讨大数据发展对区域创新的驱动效应,选取2011-2021 年我国省域层面的相关数据,利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测算大数据发展和区域创新综合指标,建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大数据发展对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于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效应;本地区域创新对于邻地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本地大数据发展主要提升本地的区域创新能力,对于邻地区域创新则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创新驱动效应,应提升区域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力,建立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大数据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等.
环境规制实施对推动绿色创新、促进减污降碳,最终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环境规制工具《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我国 276 个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时点DID模型分析了城市在该标准实施前后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实质性绿色技术效应,但对策略性绿色创新效果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治理、公众监督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显著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新标准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实质性绿色创新,抑制其策略性绿色创新.由此,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将更多的环境信息纳入国家监测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是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科技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研究综合运用内容分析、PMC指数和熵权TOPSIS等研究方法,系统性地评价和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最终提出在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要注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高效运用、衔接匹配和均衡使用;政策的重心要做到适度前移,完善创新价值的全链条;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实际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着力提升政策水平和政策质量的对策建议,更好地推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跨越.
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利用2010-2013 年的科技企业微观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探讨科技财税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获得科技财税政策支持能够促使企业做出出口选择,并且获得创新政府补贴比获得创新税收优惠对企业出口选择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科技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有助于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并且创新税收优惠力度比创新政府补贴力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科技财税政策支持强度对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创新政府补贴强度比创新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出口强度的负向影响作用更显著.创新税收优惠更容易促使大中型企业做出出口选择,而创新政府补贴更容易促使小微型企业做出出口选择.科技财税政策支持会通过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和企业工艺创新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规模扩大.
尽早捕捉有潜力技术的发展趋势,能帮助企业和政府提前进行技术战略规划,是进行资源合理规划和布局的重要手段.本文提出基于社会感知和专利来研究技术发展趋势的模型.首先,利用LDA主题模型分别提取出社会感知信息和专利信息中的技术主题;其次,对两类数据的技术主题进行相似度测算;然后,分别对相似度高的与相似度低的技术主题进行融合性分析和差异性分析;最后,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实施效果.本文共识别出 7 个新兴技术,其中电池管理系统、热管理系统、快速充电最为关键;还通过社会感知视角定位出车联网技术处于优势区,很有发展前景;识别出电池回收、整车控制、安装固定技术不是热点技术,实现了对新能源汽车技术未来发展的分析与评价.
在"双碳"战略目标和绿色发展新时代的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问题.本研究以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作为基础,选取了 207 家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了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技术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能力在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在技术能力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进一步扩展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边界,同时,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服务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为区域创新供给科技人才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目标.本文探讨了双一流建设对区域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采用空间同步自回归计量模型,验证双一流建设是否促进了区域科技人才集聚,主要研究发现如下:双一流建设在东部地区既促进了区域人才集聚,也促进了经济地理邻近区域的人才集聚,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人才支撑成效显著;在中部地区促进了区域人才集聚,但虹吸了邻近区域的人才;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人才集聚更依赖于双一流建设;在西部地区虹吸了邻近区域的人才,但没有促进本区域的人才集聚.双一流建设在东、中部地区还通过放大研发投入对人才集聚的正效应间接促进了区域人才集聚.
企业集团在发展中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并占据重要地位,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是否有着独特的组织优势,进而可以弥补发展中市场研发创新的制度环境不足和激发发展中市场的研发创新活动呢?本文选取中国证券交易所2011-2021 年上市企业集团为样本,探讨了集团组织优势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发现:第一,集团组织优势越强,企业研发创新越高;第二,融资约束越高,集团组织优势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越强;第三,资产规模越大,集团组织优势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越弱.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组织形式是激发企业研发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企业集团弥补了发展中市场研发创新的制度环境不足.发展中市场的研发创新需要借助于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从而推动企业集团在发展中市场发展壮大.
后发企业在追赶过程中根据机会窗口变化,通过逆向跨国并购整合可以克服技术和市场的双重劣势并实现赶超,已有文献对此研究薄弱.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慈星技术追赶的3 个不同阶段并发现:在追赶阶段,机会窗口正在开启,后发企业与领先企业的技术差距大,为满足产品功能性要求而采取轻触式整合;在超越追赶阶段,机会窗口开始流动,后发企业与领先企业的技术差距中,为满足产品稳定性要求而采取共生式整合;在行业前沿阶段,机会窗口趋于特定,后发企业与领先企业的技术差距小,为满足产品综合性要求而采取吸收式整合.本文揭示后发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内在规律,为后发企业利用机会窗口变化通过并购整合而实现赶超提供管理启示.
绿色信贷是一种金融政策手段,是经济绿色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基于 2010-2020 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以及 16 家上市银行数据,实证研究了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对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绿色发明专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绿色信贷引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存在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两高一剩"行业中.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绿色信贷通过影响研发投入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对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起到重要补充,有助于优化信贷资金配置,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以我国"双碳"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结构层次—政策效果"三维分析框架对我国"双碳"政策进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双碳"政策工具运用上存在结构失衡现象,缺乏教育培训和资金支持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过溢,过于聚焦目标规划,对绿色低碳税收优惠机制重视程度不够;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缺少对绿色低碳产品购买及贸易管制等.结构层次上侧重宏观层面,中观和微观层面涉及相对较少.政策效果上参差不齐,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研究启示:加强对"双碳"政策工具的协同管理、注重政策工具使用平衡性;重视"双碳"政策中观和微观层面研究,保障落地性和实操性;可考虑在保障激励等方面加强,以提升政策效果.
随着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机制日益引起国内外经济界的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既促进又减少的双向效应,基于不同数据和模型的研究结论也呈现差异化的结果.本文基于中国 2006-2019 年 27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市本地的碳排放强度起促进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看,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有负向空间溢出作用;从作用机制看,主要通过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实现.
以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遵循"动机—行为—结果"的过程框架,以虚拟社区为情境,建立了用户与社区之间的匹配要素到两种价值共创行为以及对应价值共创结果的一体化作用路径模型,并借助311 份有效问卷数据对概念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两类匹配要素均正向影响两种价值共创行为,其中体现能力、需求和角色的互补性匹配的影响作用大于一致性匹配;用户自发的价值共创行为正向影响品牌资产和顾客价值,并在两类匹配要素到共创结果的作用中发挥中介作用;但用户参与的价值共创对企业品牌资产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在互补性和一致性匹配要素对顾客价值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该研究拓展了虚拟社区用户价值共创行为过程与结果的研究视角,可以为社区运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产业数字化成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也为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2011-202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产业数字化水平和创新效率指数,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给定假设,我国长三角地区产业数字化的推进能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水平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为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有益启示.
以科技赋能的数字金融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机会.本文选用2011-2019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面向企业创新的投入端和产出端,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替换变量、一期滞后和引入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效果依旧显著.采用门槛机制影响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且其边际递增的效应在创新产出端更为明显.引用数字金融与管理层年龄、教育水平、任期3 种管理层异质性的交互项进一步探究了管理层异质性在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存在负向调节,即管理层异质性会减弱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将为我国企业如何利用数字金融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提供经验参考.
依据2007-2020 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的研究数据样本,通过构建政府补助、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中介传导模型来研究三者关系.结果发现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产生抑制作用;政府补助、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存在一定的传导效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进一步加入生命周期变量进行区分后,发现政府补助可以加速成长期企业的技术创新专利产出,而对成长期企业的研发投入、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并无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补助的实施效率,建议从源头上解决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多角度分指标加强政府补助资金的监管力度,同时依据生命周期对企业技术创新展开不同的补贴模式.
当前,我国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大力鼓励产学研创新,推进资源互补和协同优势.但高校和企业基于不同的优势资源,产生权力不平衡和博弈等现象,无法有效解决"卡脖子"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本文从权力的资源基础角度,将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权力解构为高校的知识权力和企业的市场权力,进而以31 个省份2013-2020 年数据为例,构建企业、高校两大权力子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实证测度我国不同省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权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相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从权力视角看,我国产学研创新耦合协调总体处于中低水平;各省份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空间差异明显,但两大权力子系统间相对发展状态整体上处于市场权力滞后知识权力的状态;产学研合作创新权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的差距.本研究进而从权力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平衡高校知识权力与企业市场权力,推动产学研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双碳"目标实现为背景,挖掘2014—2021年与钢铁上市企业联合申请的绿色专利数据,按三年时间窗划分6个时期,运用Ucinet构建各时期钢铁企业绿色创新联盟网络,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索网络的整体结构和核心节点的演化特点.研究发现:钢铁企业绿色创新联盟网络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紧密度不够、流动性较强;钢铁企业绿色创新联盟网络的小世界特性逐步凸显;宝钢股份在6个时期网络演化中均处核心地位,产学研联盟趋势明显.因此,钢铁企业应当广泛开展与其他钢铁企业、高校和组织的合作,同时政府应发挥引导和推广作用,搭建校企绿色创新平台,优化钢铁企业绿色创新联盟网络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