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赋能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是"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家族控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所嵌入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族控制会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这一影响效应越大,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这支持了"控制与风险规避"假说.从成因机制来看,家族控制主要是通过强化家族领导模式意愿、降低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阻碍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入驻开发区的技术嵌入与区域儒家文化的文化嵌入弱化了家族控制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负向效应.创始人在位时,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更为明显;而二代参与和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条件下,家族控制对数字化转型的阻碍效应有所减弱.本文为数字时代驱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企业增强经营资产配置是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从企业财务分析视角,借助CSMAR数据库及手工搜集的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行为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对资产结构配置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比例,表现出促进微观层面"脱虚向实"的潜在影响.(2)数字化表现、数字化广度与数字化深度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具有一致性.(3)进一步探究影响边界发现,供应链压力越大,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强;而同业竞争越强,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弱,这源于企业在进行垂直、水平比较时的预期收益和潜在成本存在差异.(4)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性收益从而增加企业短期经营资产配置,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产出从而增加企业长期经营资产配置.(5)数字化对资产结构的影响在非国有样本中更加显著,这与市场机制的逻辑相一致.文章探究了数字化赋能实体企业的微观表现,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的财务后果,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后发企业既要致力技术创新又要构建产品类别才能赶超领先企业,然而以往研究大多限于技术创新或产品类别的单一维度探讨,对二者动态协同缺乏关注.本研究从整合角度,搭建"追赶压力—追赶行为—追赶结果"的分析框架,并以在电动注塑机领域赶超的海天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进入压力,通过采取"模仿创新—类别沿用"的相似协同机制,而获得合法性;在超越追赶阶段,后发企业面对竞争压力,通过采用"自主创新—类别跨越"的差异协同机制,而取得竞争优势.其中,后发企业的技术策略和类别策略受到所在行业技术体制和市场结构等外部情境约束,后发企业的定位转移与目标变迁从内部推动追赶阶段向超越追赶阶段跨越,后发企业的动态协同能力持续提升是其根本保证.本研究构建了技术创新与产品类别动态协同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后发追赶的内在规律,从"技术—认知"整合视角为后发追赶带来了新的解释,以"技术创新—产品类别"协同丰富了后发追赶的微观机制研究,为中国后发企业赶超世界领先企业提供了新的管理启示.
"反向混改"不仅意味着民营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化,而且可能产生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本文利用初始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是否超过10％来度量反向混改,以微利或资产报酬率微增度量盈余管理倾向,进而考察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反向混改与盈余管理倾向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机制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可以部分地归结为政企关系的加强.异质性检验表明,反向混改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较差地区,且主要来自于国有非金融类机构的入股.基于具体盈余管理手段的进一步检验表明,反向混改企业主要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而不是应计盈余管理手段来向上操纵盈余.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性质的股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有助于加深对反向混改后果的理解.
在数字技术加速与供应链融合的背景下,厘清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的机制及效果是深入推进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前提,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构建的外生冲击环境,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管理赋能和创新赋能是供应链数字化驱动企业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机制,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政府营造的良好供应链运营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产业链中游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绩效驱动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中,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构造风险危机的外生冲击,通过事件研究法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对危机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和事后化解能力,增强了风险冲击下企业绩效的稳定性,实现了有韧性的增长.本文不仅为加快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撑,更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