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效率,而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不确定性对其生产经营策略的扰动,进而在后续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科学合理的应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企业在面临较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将有更强动机进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利用2012-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在机制路径层面,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承担的非生产性成本的增加;为了缓解成本压力,企业通过必要的数字化转型对不确定性进行应对.此外,企业外部的营商环境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内部的产权属性和审计特征均对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数字化转型动机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的重要路径,政府应通过培育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外部环境,引导和激励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在危机中寻找机遇,以变化促进发展,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经济转型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旋律.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智能化转型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基于此,从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剖析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成长,使用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促进作用.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来看,工业智能化对成熟期企业创新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创新无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工业智能化对处于成熟期的非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创新有显著影响.工业智能化有利于智能化程度高的成长期企业向成熟期阶段跨越,对于衰退期企业则有助于其"返老还童".在影响机制方面,工业智能化与要素配置结构、劳动力技能结构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并作用于企业创新.研究结论对制造业企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有效配置有限资源促进企业创新成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使用我国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试点地区企业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运用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经营能力三条途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数据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研究结论,从夯实我国大数据发展基础,重视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以及加快扩大推动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试点政策实施范围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简称《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检验近年来我国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从2005版《目录》到2011版《目录》,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2.70％提升到9.06％.行业加总的研究发现,以2005版《目录》表征的产业政策显著增加了重点产业的产值以及行业中的企业数量,而2011版《目录》则显著提升了行业的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2005版《目录》在实施期间主要降低了企业信贷成本,并减少了税率;而2011版《目录》在实施期间主要通过税收减免、补贴以及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研究发现:对"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主要提升了企业生产率;而传统"保增长产业"政策则主要扩大了企业规模,对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我国的重点产业政策主要作用于原本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进一步提升了它们的生产效率,有利于产业的整体发展.
"全国文明城市"是现今评价城市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文明城市评选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与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评选活动的微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能够有效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该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西部地区和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小地区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评选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和优化创新环境提升辖区企业创新意愿.进一步地,对创新产出进行检验,发现获评文明城市后,辖区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显著提升.研究表明,文明城市并非所谓"空喊口号",而是能够实在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产业转型的"助推器",揭示了"软环境"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研究结论为文明城市评选活动的可持续推进与治理现代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据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将各地数据交易平台的建立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有效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这种驱动效果呈现边际递减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渠道间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所在地区产权保护水平、人才集聚水平以及科技支持力度较强的企业驱动效果更为显著;相比较于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非高技术企业,数据要素市场化更能助推非国有企业、初创期企业、服务业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向.
在理论分析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2011-2019年我国2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流通数字化和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各城市流通数字化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通过实证检验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通数字化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并且该促进作用具有动态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表明,就流通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程度而言,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大于中小城市,长江经济带地区大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内陆城市大于沿海城市,不含贫困县城市大于含贫困县城市,城市群城市大于非城市群城市,高商业信用地区大于低商业信用地区,高创新能力地区大于低创新能力地区,高创业活跃度地区大于低创业活跃度地区.(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流通数字化会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提升创新能力和提高创业活跃度来促进共同富裕.(4)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流通数字化与共同富裕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流通数字化的发展对邻近城市的共同富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自新时代中国变革性实践以来,地方政府价值主张和治理理念发生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财政分权制度安排能否更好地改进城市生产效率,其演进轨迹与内在机理是否呈现新的特征,成为亟须回应的问题.基于2013-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系统GMM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等估计方法,并考虑财政透明对地方政府权力的制约作用,系统检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以及财政透明对两者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为缓解内生性问题,运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地方政府贫困治理注意力指数,并将其作为财政分权的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居中不良"效应,两者呈U形关系,这种关系由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主导;财政透明使财政分权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U形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同时使U形曲线的拐点向左平移.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结论在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中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别是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财政透明对财政分权与技术进步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截然相反.此外,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处于高门槛区间时可以放大信息化水平、市场一体化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效应;财政透明与对外开放具有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外开放与市场一体化"替代效应"的张力.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新时代下财政分权制度的经济效应,为地方政府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农产品加工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大多聚焦于集聚外部性的静态经济效应.从企业动态演化和县域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分解的视角,将县域经济社会指标与微观企业数据进行贯序匹配,检验集聚外部性对TFP增长的影响,并采用动态Olley-Pakes(DOP)框架对企业演化效应贡献进行分解,考察不同类型集聚外部性提升县域TFP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产品加工业集聚外部性通过促进企业动态演化,显著地影响县域TFP增长;专业化外部性在阻碍高效率企业进入的同时,也会加速低效率企业退出,并显著促进在位企业的自身成长和资源配置水平提高,整体显著提升了县域农产品加工业TFP;多样化外部性会显著加速低效率企业退出,并通过促进在位企业自身成长而提升县域TFP,但"挤出效应"使得在位企业资源再配置效率不高,加之高效率企业进入效应不显著,因此多样化外部性整体抑制了县域TFP增长,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竞争外部性能够激励高效率企业进入并淘汰低效率企业,但行业内企业间的价格战以及在与其他行业资源再配置竞争中处于劣势等因素,阻碍了在位企业的自身成长并降低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因此竞争外部性对县域TFP整体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未来,针对中国县域农产品加工业,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发挥专业化外部性对TFP的促进作用,从政策上引导企业向产地和县域产业园区集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集群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竞争外部性对企业动态演化的作用机制,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技术效率提高竞争优势.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02排放和PM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为例,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跨境电商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跨境电子商务总体上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雇佣量,其平均就业效应约为6％.从就业结构来看,中高技能劳动力和技术人员需求增加更多,对低技能劳动力无明显挤出效应,雇佣劳动力技能水平向高级化演进趋势明显.(2)异质性分析表明,跨境电商对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高数字化水平企业的就业创造效应更强,同时跨境电商挖掘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就业创造能力.面对新型贸易模式冲击,西部地区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而资本密集型以及民营企业提高了对技术人员的需求.(3)机制分析显示,跨境电商主要通过市场扩张效应、生产率效应来影响就业规模和重塑就业结构.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跨境电商发展促进就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利用2006年颁布的《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从产业内(企业)和产业间的视角全面考察了鼓励技术引进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经多种稳健性分析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这一政策显著促进了技术引进经费的增加,且具有创新溢出效应.从产业内(企业)溢出效应看,鼓励技术引进政策通过激发企业创新内部动力和增强企业创新外部支撑,促进了本产业内(企业)的创新,主要是激励了非发明专利申请.从产业间溢出效应看,鼓励技术引进政策能够在产业间起到创新涟漪效应,增加研发投入和降低融资约束是企业承接溢出效应的关键.经异质性分析发现:鼓励技术引进政策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更强;相比民营企业,鼓励技术引进政策更多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进一步分析发现:鼓励技术引进政策造成国内中间品以及国内最终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上游配套产业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竞争力,有助于降低鼓励技术引进政策对国内产品的挤出效应.研究为全面审视鼓励技术引进政策的产业关联创新溢出效应、"靶向"引进先进适用技术、优化创新政策的传导路径、应对技术管制的长臂管辖等提供了实践参考.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基于2006-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相结合,实证检验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产业协同集聚,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讨论下依然成立.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大中型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铁站距离市中心30公里以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高铁开通通过加快高素质劳动力流动、提升市场潜力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积极影响.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形成日益加密的高铁网络,高铁网络中拥有较高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城市对"本地"和"邻地"产业协同集聚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为评价高铁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加快高铁建设从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提供了政策启示.
"双碳"背景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仍有待检验.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和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助于城市工业碳排放减少和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为沿海城市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等途径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进一步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要素错配弱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能耗"双控"效应,二者对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治理效果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低碳治理效应评估,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制度优化有重要启示意义.
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处于早中期的创新型企业,对于促进技术与市场融合、国家战略与产业对接、国际竞争实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投资的新三板企业为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早中期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早中期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成长期企业及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则不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机制、认证及信号传递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研究从微观视角系统揭示了市场化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动态影响效应,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加深了对政府引导基金内涵及政策导向性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进一步明确政府引导基金角色定位、发挥其创新引领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微观主体,亟须相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基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数据,考察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得高新技术认定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2)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是认定政策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渠道.(3)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4)迎合政策的"伪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政策执行软约束问题对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旨在论证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为我国积极实施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策略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智慧经济时代"新基建"战略实施的表现载体,在推动传统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及高级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系统归纳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产业价值链攀升及要素配置的作用机理,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从基础作用、异质作用及机制作用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产业高级化、结构高级化及要素高级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产业高级化能够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效应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要素配置差异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资源型地区和产业要素配置效率低地区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产业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能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科技创新投入和工业化发展规模能够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通过进步效应和积累效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产业高级化的作用效果.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产业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于制造业企业污染减排、助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匹配的面板数据,从微观视角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污染强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协同集聚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有利于企业减排,制造业与低级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减排效应更明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2)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减排效应,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3)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通过学习效应、成本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使企业生产过程更加清洁,从而促进企业减排,其中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的成本效应,从而加深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减排效果.(4)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对国有企业、重度污染行业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减排效应更明显,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需要在环境规制的刺激下才能有效促使产业协同集聚发挥出减排效果.研究结论为协同集聚与制造业污染关系的探讨提供了微观证据,对于绿色发展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