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战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武器优势,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麻雀战以阻滞、袭扰和恐吓日军,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游击战争在敌后抗战中具有的战略属性和抗日根据地阻滞袭扰日军、打击日军小股部队的现实需求,是麻雀战在根据地广泛出现的主要原因.麻雀战通过分散武装不断消耗日军,以多点出击的方式迟滞日军,以军民联合作战的方式恐吓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抗日武装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了常态化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根据地多种类型的武装实现了有效协同,这些因素为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麻雀战准备了基本条件,促进了麻雀战的广泛开展.麻雀战是人民之战、群众之战,具有保护根据地、捍卫群众利益、鼓舞民心、动员民众的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宋元之际,全真道南宗五祖白玉蟾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他悉心取法儒、释,促使全真道南宗修真方式由外丹学向内丹学转向,力图恢复到提倡形而上学的黄老之术中来,对该宗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大量明清史志中,白玉蟾多被构建成雅好文词、法力高强的术士.此类单一面相的不断构建过程,反而使明清史志中的白玉蟾形象略显单薄.这一构建过程正是"历史层累说"的具体体现,反映出在明清皇权高度集中的态势下,宗教已逐渐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可能.
奢侈与节俭,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并相生相克地既构成个人生活和劳动的动力,也成为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节制的原动力是"为了生活",呈内敛性质,体现成人的美德;奢侈的原动力是"享受生活",呈扩张性质,张扬成人的尊严.奢侈与节俭相生相克,必遵从限度生存的法则,形成奢俭适度的辩证法:奢侈逾度,必是恶;节俭逾度,亦是恶.以限度生存为依据,以奢俭适度为准则,建设奢俭适度的道德,必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努力于前,须着眼于奢俭适度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表率;着手后者,公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应以俭朴为原则;大众性个人的奢俭适度,宜鼓励通过勤劳创富而"足欲".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扩展市场范围、深化分工、增加分立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但分立知识难以整合而且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有效地整合分立知识,消除不确定性,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分立知识的整合,一要依靠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二要依靠整合分立知识的基础性因素.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可分为合约性手段和非合约性手段,合约性手段包括市场合约和等级制合约,非合约性手段包括政府权力和亲密关系等.整合分立知识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制度、道德和信息技术.提高整合分立知识的效率,消除不确定性,促进经济发展,一要提高整合分立知识手段的效率,二要提高整合分立知识基础性因素的效率,三要科学地组合使用各种整合分立知识的手段.
1979年史学界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对当代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无奴派"与西方公然反对历史唯物论、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派不同,是表面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学说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也不合乎历史事实.他们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操弄,集中地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手法是给奴隶和奴隶社会私立一个片面、绝对、狭隘、僵化的标准,从而将世界许多地区的上古时代排除在奴隶制社会之外;用颠倒时空的方式,把马克思评议近代历史状况的论述,移用到古典世界;随意解释经典著作的内容,而不惜违背学理逻辑;甚至有移花接木、厚诬恩格斯的不端行为.从理论上阐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工作,非此不足以申正论、正视听,消除史学界许多学者的迷茫和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数字经济进入数据资源创新驱动的新时代,数据已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价值.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是经济发展、社会创新的必然要求.数据交易平台是实现数据供需双方高效对接和数据资源汇聚流通的重要载体,亦承担着监管职责与义务,但如何落实平台的监管义务,却是学术界和实务部门所面临的难题."包容审慎"监管作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新业态背景下所提出的一项创新性监管原则,与数据交易风险性和创新性并存的特征高度契合.平台对数据交易的监管应以"包容审慎"为原则,既要对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实行包容性监管,又要对数据安全和交易主体实行审慎性监管,以实现维护交易安全和实现数据自由流通的双重价值目标.
北魏建国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在京城设置了太仓,在地方则设置了州、军镇、郡仓廪.这些仓廪所储备的粮食,可以保证国家需要的俸禄(俸禄制实行后)、赏赐、军队和赈济用粮.北魏太仓和地方州、军镇、郡仓廪储备的粮食主要来自田租的征收,还可通过"和籴"之法,即官营粮食买卖而获得.北魏对仓廪粮食储备实行了较严格的管理措施,为此而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官掌管国家仓廪事务.其中,京城太仓由尚书省所属的太仓尚书(仓部尚书)和大司农所属的太仓令实行双重管理;地方州仓廪则由刺史军府僚佐官仓曹参军管理;而郡仓廪开始应系由仓曹史管理,至北魏后期似将这一职官并入了功曹史.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微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任务是对文化遗产加以综合保护,更是阐释并传播其蕴含的文化价值.长城文化价值包括作为客观物所凝结的华夏儿女保卫和平的劳动与智慧、人的生命力与本质;也包括作为文化符号存在于华夏儿女集体记忆中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与中华文明尚和合的特质;在新时代阐释长城文化价值,又体现为红色资源、红色精神以及长城文明交流互鉴作用所彰显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更好地弘扬长城文化价值,既要依托长城构建文化空间,开展基于旅游体验的传播,又要开发长城IP进行文化传播,并注重国际传播.
高龄津贴制度是防范老年贫困与保障老龄人口基本生活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Neil Gilbert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本文从分配基础、分配内容、服务输送和资金筹集四个维度系统分析中国大陆31个省会城市的高龄津贴制度实施状况.研究发现,全国各地高龄津贴制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碎片化"问题突出.同时,津贴对象受益资格门槛高、津贴标准较低且不均衡、津贴服务递送效率低、筹资渠道单一等问题阻碍了高龄津贴制度的有效性.因此,为实现高龄津贴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应实现津贴的普惠型,提升津贴标准,优化津贴经办管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等.
基于人性的法律才有可能获得完全的理解.在人所创制的法律中,它首先有着社会性的存在感,而一种守法的文化,也需要在社会互动中基于彼此相互性的关系而生成.法律是一种文化,是对自然说"不"的规则生产,由规则进而演变成为成文的法律.人服从于法律,有赖于人群间的持续互动.同时,人自身的不一致性,使得法律的规则根基于人的规则认同,而这种认同的生成有赖于社会之中的得失平衡的互惠.总体而言,社会秩序的出现是作为法律副产品而存在的,法律的问题必然会触及到对一和多这一社会与文化本体论的讨论.
自宗法血缘体系瓦解后,汉代城乡之间产生了频繁的双向人口流动.国家政策的号召、居民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和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诱发了人口的城乡流动,其整体趋势呈现出从流入城市到流入乡村的变化.汉代人口的城乡流动增强了城乡交流,密切了城乡关系,推动了汉代城市繁荣,促进了乡村兴起,反映了汉代城乡发展的基本趋势.
甲午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一些学人转而"以日本为师",东渡留学.近代日本政府面对蜂拥赴日的中国留学生,一方面借机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在留日教育中实施"知识封闭"和"教学保密",以免学有所成的留日学生成为其大陆政策的潜在威胁.中国留日学生饱受日本社会歧视和学业限制,切身感受日本社会的侵华氛围与行动,非但难以产生"日中亲善"之情,反而与日本政府冲突不断.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史证明,知识流动的逻辑远远弱于侵略战争的逻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及西方理论学说的影响,近代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渐次展开.在现代化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全球史范式的指导下,研究理路渐趋成熟,但不同范式下的研究均有侧重点与局限性.未来需要突破单一研究范式的指导,全面把握红十字会在广阔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同时,积极引介国际学术成果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全球化进程及跨文化语境下审视近代红十字会,对于推进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研究深入发展亦有着重要助益.
亲密关系随着文化、地域的差异而存在多样性的表征样态.根据自身生命历程的变化,当代中国彝族青年女性的亲密关系经历了从共享式亲密关系到家庭式亲密关系的转变.未婚彝族青年女性亲情—友情—爱情三位一体的亲密关系与已婚彝族青年女性嵌入家庭空间的亲密关系,两者并非截然不同的二元对立,而是体现了行动者主体本身生命亲密关系一体两面的二重性表征.
移动互联网和5G技术的蓬勃发展,引领信息传播进入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给处于"央"字号新媒体和商业聚合平台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地方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更大挑战.作为宣传舆论的主力军,地方主流媒体应牢固树立视频化思维,着力推进短视频转型,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加固"底板",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重心、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准心,积极探索"视频化、智能化、立体化、媒介化"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传统主流媒体"破圈".
近年来,保荐机构、承销机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因虚假陈述对投资者进行巨额赔偿的案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看门人机制失灵,也在于法院对于勤勉尽责的标准认定尚不够明确、统一,对于中介机构的主观过错形态与损失责任认定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细分.2022年1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已将证券法的价值理念从单纯强调投资者保护转向兼顾市场各方利益平衡.在新价值理念的指引下,未来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对理论、实践问题予以应对:打破大型中介机构垄断局面,建立以投资者保护为视角的委托代理关系;细化区分不同中介主体的"勤勉尽责"标准,建立以"合理调查""合理信赖"为逻辑思路的客观审查标准;厘清中介机构在一般过失、轻微过失下补充责任适用合理性,立足长远,在法律上设定补充责任的一般化适用标准,以构建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与符合现实需求的规则体系.
根据对现有数份书目的统计分析,韩国所藏中国刊本通俗小说总量可观,但其主体为清中后期坊刻本及清末民国时期铅石印本,学术文献价值相对较高的明版及清早期刊本藏量有限.不过,其中仍不乏孤善之本,既有《型世言》《莽男儿》这样的中国亡佚小说,也有《皇明英烈传》《百家公案》《廉明公案》《醒世姻缘传》《引凤箫》等明清小说的早期重要版本,足资学术.而在中国通俗小说传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朝鲜王室及燕行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虽说在儒学占据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朝鲜半岛中国通俗小说整体上仍难以登入大雅之堂,但凭借汉字文化的特殊力量,它们终究在或明或晦的时空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朝鲜人.
探析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演进规律,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规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演进历程可归纳为探索起步阶段(2004-2011年)、初步形成阶段(2012-2016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年至今).按照"分散出台,体系化与细化并行"的演变特征,探索起步阶段实施环境保护领域各分项治理行动,初步形成阶段出台总体性农业污染防治规划及纲领,快速发展阶段体现为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单元的细化和针对性政策的出台.政策演变遵循从低阶向高阶的动态跃迁路径,最终将绿色作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命令控制型、信息公开型、自愿参与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四种政策工具协同形成农业绿色发展多元激励与约束的政策体系,探索起步阶段和初步形成阶段以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等外部规制手段为主,快速发展阶段注重使用信息公开型和自愿参与型工具.未来应继续完善政策体系与政策内容,优化政策工具的组合结构.
在景观社会和视觉转向的时代背景下,选秀的生产日益多元化,选秀流行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动因,在思想根基上是媒介景观的共建,在政治维度是推动文化繁荣的政治需求,在经济维度是消费主义与粉丝经济的驱动,在文化维度是文化工业的娱乐至死,在技术维度是技术构建"想象的共同体".选秀不仅具有丰富艺术类型、推动文化繁荣,实现商业盈利、拉动经济增长,传递正向能量、激励自我奋斗的价值,也存在价值引导偏颇、撕裂社会共识,放任流量失序、激化社会矛盾,把控身体规训、加剧审美异化,制造即时狂欢、文化内涵缺失的问题.选秀的出路在于创新选秀模式、加强创意传播,减少人为干预、注重人文关怀,脱离审美规训、营造多元审美,推动艺术与传播的创造性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