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植入"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种重要思路和实践途径."设计植入"的关键不是关注以设计作为产品输出的方法,而是讨论设计植入这一行为在乡村振兴宏大伟业中发挥实体作用的可能性,且通过明确乡村与设计的主客体地位,将文化培育为基础的设计思维进行乡土化情节建构,最终体现的是内生与植入的融合性文化概念.在设计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探讨、发掘"设计植入"过程中的话语体系和乡村文化的框架结构,初步形成了"生态化乡村设计"的工作理念,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西方近现代以来,随着感性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那些古拙的、质朴的,甚至古怪的、荒诞离奇的等不和谐的题材逐渐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这些不和谐的形式往往被视为"丑".由"丑"到"审丑",并成为美学的一个范畴是感性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也有"丑"这个词语,它更多地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在审美上更近于"拙".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进程,是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社会结构、生存状态和文化的转变在人们内心形成了深层的矛盾.在此社会背景下,艺术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文化嬗变中的矛盾心态,以自然对抗伪善,甚至以"丑"的形式与传统社会中的最高审美理想"中和"形成对立.中西艺术有相通之处,但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选择,"丑"这一美学范畴在中西艺术中也存在相异之处.因此,到历史的纬度之中,通过对中西文化和艺术的对比,从美学的角度厘清它的所指、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进程中"丑"的艺术.
建构动画工业美学是"新动画中国学派"与"原动画中国学派"的重要区别所在,这也能够充分体现出动画艺术的本质特征.动画不是绘画艺术,而是影像艺术.影像本质上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审美创造."新动画中国学派"的工业美学建构首先表现为运用数字技术对动画影像体系的创造;其次是作为影像或科学技术审美创造经济保障前提的商业机制运用及其资方文本确立,具体包括类型片创作模式的选择、大众文化定位和娱乐精神表达;同时还表现为互联网条件下动画新美学特征的生成.
"梅党"之发轫在民国初年,20世纪20-40年代成为广为人知的称谓."梅党"的形成得益于现代教育,是现代教育造就了这一不同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落,是现代教育改变了传统读书人不与"戏子"结交的观念,为"梅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认同均与"梅党"助力有极大关系.梅兰芳的新编戏,大多由"梅党"中人为其量身打造;新编戏的身段除了梅兰芳自己琢磨、创造外,也不乏"梅党"中人的"匡正";"梅党"中人撰写戏评,对梅兰芳所演剧目不吝赞美."梅党"人脉广、资源丰,梅兰芳出国演出的对外联络、经费筹措、剧目遴选、编撰及翻译宣传资料等,均有"梅党"助力.由此可见,梅兰芳表演艺术体系不单是梅兰芳的个人创造,也是时代的馈赠.
当前音乐美学内部存在西方理论介入的压倒性话语优势与本民族音乐审美观念解释力不足的双重危机.推动音乐美学的生态转型,建构音乐生态美学为摆脱"非中即西"的研究窠臼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音乐生态美学基于音乐的本体论层次和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实观照,在生态音乐学的理论铺垫下,借鉴生态美学的思想资源,充分汲取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从音乐的生态本源见出人与自然的本真性存在关系,利用音乐特有的听觉优势给予生态关怀.音乐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以生态音乐为核心,其中既包括体现了生态审美意蕴的传统音乐,也关注具有自觉生态创作理念的现代音乐,原生态民歌可被视为这一视阈下中国审美经验的独特呈现.建构具有本土话语特色的音乐生态美学,不仅为弘扬艺术自信,推动音乐学术中国化发展助力,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时代号召的具体响应.
"新动画中国学派"电影的本体转型与叙事理论建构,是"讲好中国故事"、由动画电影大国向动画电影强国迈进的必然要求.在文明互鉴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动画电影本体的转型是时势使然.而动画电影叙事理论的建构涉及:叙事理念和内容的重构,诸如本体构成、叙事策略、叙事伦理、改编理念等的蜕故孳新等;以及叙事形式的更新,诸如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角色设定、叙事技术、视听语言等的改弦更张等.
以国际组织、国家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开始就确立了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的实践逻辑.规范以主体间性、契约精神为依据,以内部契约与外部法规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方参与协同的基础.创新以主体性、活态性为依据,以要素创新与整体创新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的基本动力.在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理念指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共同体建构与生命力延续的内在统一.
孤岛时期的上海演剧市场,在特殊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竞争日益白热化.争抢名角与垄断名角,成为获利最大化的形式.作为四大名旦中影响力最大的两位京伶,梅兰芳与程砚秋都在孤岛时期受邀赴沪演出,梅兰芳成为上海剧场争抢订约的名角,程砚秋与秋声社被黄金大戏院"垄断".两种竞争模式都为戏院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以梅兰芳与程砚秋在上海演出的商业模式与票房收入为考察视角,可窥见孤岛时期京伶赴沪演出的生态格局.
从1981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于颖编导的舞剧《红楼梦》,到2021年由江苏大剧院运营,黎星、李超等主创的舞剧《红楼梦》,这是中国民族舞剧四十年历史跨越的缩影."于颖版"《红楼梦》作为"新古典舞派"的代表剧目,坚持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发展舞剧语言,其脱胎于越剧版本,主张从人物思想感情的真实出发去编舞."黎星版"《红楼梦》这部高度吸纳并整合了"舞蹈剧场"理念的"民族舞剧",以戏剧的手段、舞蹈的身体逻辑进行叙事,将中国民族舞剧的创编推向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高度.
近年来,国产电影中涌现出一批带有鲜明地域标识的影片,如《路边的野餐》《春江水暖》《郊区的鸟》《回南天》《四个春天》《米花之味》等.这些影片都将叙事放置在广阔的南方土地上,在影像中共同呈现出特定的文化气质与审美倾向,一种广义上的"南方电影"正在崛起,其拓展了国产电影的内在多样性.以"南方"作为方法的理论视角,沿历史、产业、美学三个维度对南方电影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南方"意象在历史变迁中的消隐与再现,成就了一种地缘文化的空间转向;南方电影有着超越地域概念的美学构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多义的文化价值抒写——由此延展出一条中国电影发展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新路径.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政策推动和人才培养,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学科发展粗具规模.但整体来看,理论研究落后于产业实践.中国文化产业的理论探索,需要从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传统单一学科领域,转向整合性的原理突破,明确文化产业的元概念与元理论,形成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话语体系.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进入精神经济时代,对财富的认知和追求发生重大变化,产生了从物质价值向精神价值的倾斜.所有人类产品都包含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对文化产品的认知是文化产业理论的元概念,文化产品价值创造的全过程,即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构成了文化产业元理论.财富属性的内部变迁,使得智力、创意等精神要素成为第一要素,催生了产业结构变迁与划分,产业的文化化也加速弥合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文化业态更新迭代加剧,对文化产业运行与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文化将渗透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赋予经济发展以人文价值与竞争活力.
1930年梅兰芳访美,京剧走出国门,引发"梅兰芳热".作为中国戏曲与世界对话的一次文化之旅,其间许多事件受到空前关注并被讨论.在形成域内外"梅兰芳热"的文化链条上,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深入考量.《梅兰芳歌曲谱》开创中西合译谱的新式记谱法,为打造梅派艺术唱腔、舞蹈和音乐境界多有襄助、为国乐与国剧走向世界奠定了重要基础.《梅兰芳歌曲谱》的创谱刊传、表演实践与传播策略,显示出彼时代文化巨匠和演剧学者站在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交汇点上不断审视旧剧命运、新剧改良与国剧开新的求索历程,开启了以京剧和昆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面向未来、迈向现代戏曲的新路.
要实现2035年建成电影强国的目标,中国电影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依照国家总体战略发展思想和方略,大力推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与文化消费品质的提质升级.立足当下中国电影发展新的实际——量的增长关键在于"合理",只有当其产量充分满足市场需要、类型和样式布局齐全、个性风格不断有突破性进展时,"合理"增长才真正落到实处;质的提升重要的是"有效",单靠话题发酵和宣发用力难以奏效,需要把观众满意度、作品传播力提上更高位置.在新的时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和不尽的生机.
学术史上,在线性的历史分期及其阶段特征描述分析的中国陶瓷史研究主流之下,一直隐含着基于生产视角的陶瓷空间及其再生产研究,只是未获理论上的明晰化.20世纪50年代以降,以陈万里、冯先铭为代表的"窑系"研究;熊海堂基于东亚中日韩窑业技术交流视角的窑业文化交流层次说;以权奎山、任世龙、秦大树等为代表的陶瓷考古学者的窑业区系类型说;历史地理学者黄义军的历史瓷业地理学,以及最近兴起的"陶瓷文化圈"学说等,尝试推动中国陶瓷史研究的"空间转向"或"地理学转向",极大丰富和提升中国陶瓷史的理论化水平,从更多元的视角和多向度观察还原古代中国窑业发展的历史原貌.
中国当代插画的发展历程是从图解到数智的变迁过程.作为大众艺术的插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其图解功能在连环画、宣传画和年画中得到广泛应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插画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与新技术革新,开始经历图解到数智的艺术变迁,逐步形成数智时代下的插画艺术;如今,数字化时代的插画艺术在具有文化传承性、高度创新性和多样性的同时,有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高速传播性、无限复制性、跨领域共享等巨大优势.
202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造型艺术领域涌现出很多关于中华视觉形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这种趋势与艺术人类学的应用性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本年度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图像与造型艺术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本年度的图像与造型艺术研究中,艺术人类学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全面地从不同层级对中华民族的象征文化符号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意味着艺术人类学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兴起;第二,本年度该部分的"非遗"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提供了多重启发,如对传统手工艺的工匠精神的探讨、对"非遗"传承与保护主体性的深层探讨以及"非遗"保护实践与新媒介应用等.
人工智能"情感化"的新发展实质仍然属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范畴.过高估计人工智能"情感化"对艺术影响的根源在于技术理性崇拜的宰制和对艺术本质的误解.人工智能"情感化"非但不能终结艺术,相反,艺术应承担起规范和引领技术智能化发展的使命,使其成为符合人类利益的建设性力量.为此,艺术应当走"生长模式"的道路,而非技术理性宰制的"生产模式"的道路.
年画作为第一届全国美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固定成为全国美展中的一个画种,其创作观念、形态样式及风格语言不断衍化,具有自身的特征,同时也是 70 多年全国美展发展与变迁的缩影.全国美展中的年画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及时代语境下,深入借鉴民间年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特定艺术形态的新年画.综观历届全国美展的年画创作,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至20 世纪末的主旋律与多样化,再到21 世纪以来的拓展与衍生,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脉络和演化逻辑,同样折射出中国民间美术发展的面貌.
东南亚国家老挝勉瑶的语言、音乐、民俗仪式在主流文化(老龙族)互动影响下,呈现出典型的文化变迁特征.其一,老挝勉瑶诸如"还盘王愿""挂灯""丧葬""安龙"等民俗仪式唱本保存较为丰富;其二,老挝勉瑶仪式经书出现汉字勉语发音部分被老挝拼音替代;其三,勉瑶《盘王大歌》唱本的唱词、音乐与中国勉瑶相比出现细微差异;其四,老挝勉瑶通过传统仪式固化族群历史记忆,强化鲜明的族群身份认同.老挝勉瑶音乐变迁的深层原因就是为了迎合与适应其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认同而自愿选择的一种自我调适行为,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勉瑶传统音乐文化的跨国传播与传承的需要.
文学与戏剧是一对姊妹艺术,自有戏剧以来,它与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与戏剧在文本呈现上具有相通性,但在体裁与呈现方式上存在着差异性.文学作品的戏剧改编,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瞭望与发现,也是在文学宝藏中的寻找与精选,是依照戏剧性原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转换,乃至新开掘、新阐释与新表现.改编者既要尊重原著,又要发挥创新性,不仅要对文学作品进行博观约取、含英咀华的过滤与提纯,而且要葆有原作的精华内涵与精粹成分.戏剧改编不仅是旨在完成不同媒介、不同形态作品的相互转换,而且是为了找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美学潜质以及和当代文化价值的连接点和相通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