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对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观的形成过程,背后的理论逻辑基础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本质就是要实现传统产业形态和新兴产业形态的产业创新,通过技术创新的产业化过程实现对生产要素重组、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和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性变革;"四维体系"是实现产业现代化体系的可行途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形成一个有机和协同的整体系统,体现了体系分析的"综合"之义.
法政策是追求政策目标的法律规范,法政策学是研究法政策创制的学问.法政策学的学科共识或作业模型由"目的-手段"思维确定的三个步骤构成,即法政策目标的设定、法政策手段的选择、目标与手段的适配.但是,目前法政策学并不完全是交叉学科,而更多地表现为汇集在"作为政策手段的法律"这一主题下的问题集合.除了规范创制之外,法政策的表述在研究法律适用的法教义学中亦不罕见.法政策学以法政策考量的形式参与教义学体系的建构,在法学方法论中表现为目的论要素和后果论证两个方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定位背景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既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审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策依据,其系统呈现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历史研究与实践特征.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经历了探索发展、转型推进发展、全方位发展以及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过程,实践过程中始终遵循国家领导人重要话语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逻辑.基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与治理目标,全面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必要以党建引领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系统性建设推进乡村共同富裕、以信息化建设赋能数字乡村作为着力点和落脚点.
法政策性规范在立法时会追求相应的政策目的,这些政策目的应当体现在法律适用的效果中.从惩罚性赔偿制度来看,它具有惩罚侵权人、预防潜在的侵权行为等政策目的.在惩罚性赔偿适用中需要在数额确定中体现相关政策目的,这需要从裁量标准上加以控制,以实现裁量规范的控权、指引和保障功能.在裁量标准设计中应遵循完全评价原则,同时根据惩罚目的理论来择取裁量因素.在裁量标准模式上,应突破传统的倍数模式,转向更有利于体现法政策目的的幅度模式.
城乡是国家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其治理优化关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城乡关系的演变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城乡数字势差是二元社会结构与数字挤兑、数字鸿沟相结合的逻辑产物.由数字挤兑与数字鸿沟构成的"技术基础—资本动能—人才应用—生产扩散—权利核心"城乡数字势差动力演进过程,进一步固化和扩散了圈层分割结构,无益于推进城乡数字融合共富.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场景,需要结合技术赋能与共同富裕赋值双重蕴意,从"政策—资金—人才—产业—权利"层面提出逆差序智治的方法论,旨在拆解技术"黑箱化"过程和破解"技术—城乡"交互的"逆向突点",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共富与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城市是现代人生存发展的主要空间.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围绕着"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剖析与历史性批判,逐渐形成了其关于城市问题的批判性思想.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所内蕴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赋予了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向度,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启示.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资本主义文明被塑造成超历史的"神圣形象".这只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神话.血腥的原始积累、异化的现实发展以及必将自我终结的命运,都清晰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非文明性和非神圣性.中国式现代化以独特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追求亮相,以"革命—建设—改革"一体化的自主探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侵略,以谋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超越导致人与人对立的资本逻辑,以胸怀天下、和而不同的世界情怀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民族偏见和国际霸权,深刻揭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非神圣形象".中国式现代化批判性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意蕴,不在于弥补或修复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非正义和不完善,而在于拯救被资本、市场和私有财产联合剥夺的现代人的感性生命和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赋予共产主义理想新的时代内涵和中国式理解,开启彰显时代智慧、引领世界潮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绿色税收制度是中国促进资源集约、治污减排和绿色消费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现已成为中国税收制度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基于中国 2010-2021 年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构建了绿色税收和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绿色税收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基准回归模型、税种异质性分析以及门槛效应模型对绿色税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发挥显著促进作用,且不同类型的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有正向影响;此外,门槛效应模型表明,企业绿色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绿色税收对可持续发展的促进效应越明显.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带来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挑战,应从多渠道扶持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多方面入手,打出绿色税收组合拳,以此形成绿色政策合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以资本逻辑为理论视域深刻检审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议题.全球治理体系缘起于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与资本主义对资本内在矛盾进行尝试救赎的结果.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转轴心,必然导致自身内嵌着由资本增殖强制所预设的逻辑规定,主要表现为全球治理资本化与资本全球治理化这两大"治理"逻辑的并驾齐驱.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深受资本逻辑宰制的根本弊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与现实达成有原则的妥协不拒斥资本,又清醒认识到资本的野蛮不纵容资本,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资本,汇聚世界人民力量与赋能全球治理机制规制资本,重塑世界普遍交往共享资本,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资本,成为新全球化时代扬弃资本逻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建构性方案,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合理地界定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义,是人工智能领域体系化立法的逻辑前提.在本体论意义上,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而后才有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产业等社会性认知.从内涵看,人工智能是依托算力基础设施,通过控制系统的算法处理输入的数据,以软件或硬件等多元集成方式嵌入系统后输出,或者直接在具体场景中输出对人类某种理性功能的模拟状态,在环境中进行交互,并在目标约束下经过反馈修正,最终完成预设任务的信息系统,该种智能系统的法律本质为"理性智能体".从外延看,人工智能既包括单纯的智能软件或硬件,也包括软件和硬件集成嵌入的智能体,而"强弱"之分和"通用专用"之分不适宜在外延中直接列举,而是需要随着技术发展通过评价性的法学判断来决定是否将其纳入人工智能的法律意涵.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结构化论述,影响着人们对于区域特征与定位的认知.作为世界主要区域之一的欧亚大陆,诸如中亚这一欧亚边疆区域,影响着欧亚大陆区域性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在古代丝绸之路网络、近代殖民帝国秩序中经历了从辉煌到没落的巨大转变.经由对贡德·弗兰克对于中亚及其世界体系地位的经典叙事的解读,可以进一步理解边疆在理解和认识世界体系结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在此基础上加深人们对于中国—中亚关联性的理解与认知.
20 世纪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理论范式匮乏""史料零散""跨学科程度不够深入""缺乏现实关怀"等一系列的问题.西方学界曾长期陷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为其突破"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提供了一种新视角.而这种生态学视野也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呈现.对西方环境史学科建设经验予以借鉴,可发现中国环境史学科范式转向的路径,进而寻找修补"人类知识""人与自然"断裂性的方案.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流域、黑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阶段逐渐成为其边疆.大致以19世纪30年代为界,其边疆治理在此前主要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宗教、语言和习俗人群的联合.19 世纪 30 年代之后,王朝传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工业革命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烈冲击.以 19 世纪中后期成为边疆的中亚地区为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既面临全球市场扩张带来的新挑战,也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治理手段.传统的帝国史研究范式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历史进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思这一范式的案例.
历史书写一直面临体验缺失的困境.即便书写人的故事,进入反思状态的感受性文字实际已经远离了体验的原初状态.体验是一种沉浸,一种现象学的前反思,一种无时间、无自我的状态.就此而言,无论通过史料、回忆还是空间感受,对历史中人的体验的追溯都无法实现.体验的呈现,终究需要从自身出发.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历史书写是否一定是回溯性的.一个人记录自己日常体验,并在未来利用这些体验进行非虚构创作,是否可以看成是关于体验的历史写作,这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作为法政策性规范,首次提出"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是对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和相关配套法规滞后的回应,以期实现保障平台众包从业者合法权益之价值.以从属性理论为解释进路,对"框架协议""单次接单行为"和"持续接单行为"的内在法律机理进行逐一探析.澄清被误读的事实优先原则;进而论证正常激励机制难以成为劳动义务来源;并强调须结合个案优先甄别隐蔽劳动关系;最终证立不完全劳动关系的特殊民事劳务关系属性.未来立法应遵循"民法做加法"的规制逻辑,矫正平台众包用工法律适用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在私法自治基础上探索劳动权利的具体化拓展适用.当前需回应平台众包从业者最迫切诉求,引入工资工时劳动基准、完善行业集体协商机制和构建专属职业伤害保险制度,循序渐进地健全现代化的权利保障体系.
自贸区与自贸港建设是新时期中国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与这个举措并行不悖的是两个空间层面的国家级发展战略,分别为国家级区域战略和国家级总体战略.由此引出的关系不少于三重:其一是自贸区与自贸港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级区域战略与国家级总体战略之间的关系;其三是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与国家级区域战略和国家级总体战略之间的关系.在审视与总览这些举措和国家级战略内涵及彼此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就分散于多个省市的自贸区建设和聚力于海南一省的自贸港建设的关键环节、面临的约束条件及所在区域地方政府可行的选择,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资政建议.研究显示,国家级区域战略的主旨聚力于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国家级总体战略致力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分散于二十多个省市区的自贸区建设从属于国家级区域战略,而海南自贸港建设则从属于国家级总体战略.因此两类自贸区面对的约束条件不尽相同.但就推动内外市场链接乃至无缝对接而言,两类自贸区所在地方政府政策选择方面则有许多相近之处.
随着数字人文的兴起,以量化为核心的算法批评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之内.与传统批评的不同之处在于,算法批评将文学文本看作是以供计算的数据库,通过算法对词频进行统计与可视化,对文本的量性与结构关系加以分析."定量"为主的算法批评与"定性"为主的传统批评方法的表象区别体现在批评媒介的数据化、批评实践的算法化、批评结果的可视化.隐性区别表现在"因果逻辑"典型和"大数定律"典型的区隔,以及围绕着语言"自明性"的历史性争论.虽然两种方法存在着看似不可调和的分歧,但是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地在方法论层面进行机械地并置,而是在主观的文学判断中融合实证意识,让数字技术贯穿人文价值,形成文学批评共同体的成长模式.
1991 年以来,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地区诸多冲突事件与该地带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地理历史结构的位置移动、空间压缩和时间性堆叠颇多关系.层累的边疆性不仅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亚国家建构进程中边界与族群冲突问题的深层结构,而且也是亚欧大陆地区国家转型中的一般现象.对此种边疆性的考察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研究学术议题的整合,以及对不同类型区域社会体系展开比较研究.
从中西比较的视域看,西方现代化进程开启于对自然的误置,自然被剥离了神圣性和内在完满性成为理性之人的控制之物,而后它被置入资本逻辑的社会架构中成为资本增殖的附属."控制自然"成为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和理论支撑,其结果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实现了对自然的时代性、历史性重置,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它主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消解"控制自然"的现代化发展定位,实现人与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态观变革为世界现代化建设塑造了一种从技术理性到生态理性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种中国式的顺序性的价值关切.它以生态观念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打开了人类走向生态未来的广阔空间.
北高加索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地缘位置敏感、民族构成多元,是俄罗斯矛盾最集中、治理困难最大的"边疆地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苏联还是当今的俄罗斯联邦,针对北高加索地区的治理思路基本一致.即缓解地区民族矛盾、加强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维护地区安定、推动地区现代化进程.俄罗斯帝国和苏联边疆政策展现出了较强的极端性和多变性,给北高加索地区造成了不少新的治理难题.自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针对北高加索地区采取了强化统一国家意识、加强垂直权力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对症下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