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关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发现年代,却一直没有定论.对此,以往常见 1931 年和 1929 年两说,近年来又有 1927 年的推论.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英文手稿,同时结合既往的研究史,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即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最早发现于 1927 年.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形态,呈现平台化、链条化和无区域化等特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不仅导致传统犯罪呈现数字化转型,而且会形成庞大的网络黑灰产业,从而带来金融、网络与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刑事安全风险,给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带来严重挑战.刑法理论对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上予以积极回应.从立法论上,刑法的积极预防有其界限,应当采取"刑法治理与多元治理并轨、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同步、源头治理与重点治理并重、刑法明确与兜底罪名相融"的发展模式.从解释论上,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犯罪新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管辖论、不法论、归责论、共犯论等均提出新问题,需要提出与建构能动主义解释论.
19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开始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遣驻扎官、领事等外交人员,作为它在当地政策的推行者.从身份上看,英国领事多具有传教士背景.受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南太平洋的海陆秩序较为关注,对猖獗一时的劳工贸易表现出了强烈谴责和抵制的态度,也由此要求自身权限的扩大.自 1857 年威廉·普理查德担任驻斐济领事开始,英国政界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讨论开始深化.一方面,尽管英政府也决意对非法人口贸易进行打击,但一些既有法律已经对领事的职能与权力做出了界定,这当中的法理困境并不是容易克服的;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在南太平洋的总体策略还是以保守为主,加之斐济政府于 1871 年成立,领事裁判权由此丧失了进一步延伸的政治环境,还有可能引发与他国之间的争端.最终,英国在斐济的领事裁判权只经历了"昙花一现"般的存在与实践,虽然其中的一些人道主义因素产生了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还是英国海外政策的一部分,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与凭借.
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一方面,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产权结构、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所以,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在体制、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由此,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司法调查.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与维持"必要之恶"并行的特点.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法权会议开幕后,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在报告书起草阶段,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司注恩主导完成《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最终维持"必要之恶"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主权完整"的政策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