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关于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发现年代,却一直没有定论.对此,以往常见 1931 年和 1929 年两说,近年来又有 1927 年的推论.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英文手稿,同时结合既往的研究史,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即广汉三星堆月亮湾遗址最早发现于 1927 年.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形态,呈现平台化、链条化和无区域化等特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不仅导致传统犯罪呈现数字化转型,而且会形成庞大的网络黑灰产业,从而带来金融、网络与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刑事安全风险,给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带来严重挑战.刑法理论对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上予以积极回应.从立法论上,刑法的积极预防有其界限,应当采取"刑法治理与多元治理并轨、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同步、源头治理与重点治理并重、刑法明确与兜底罪名相融"的发展模式.从解释论上,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犯罪新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管辖论、不法论、归责论、共犯论等均提出新问题,需要提出与建构能动主义解释论.
19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开始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遣驻扎官、领事等外交人员,作为它在当地政策的推行者.从身份上看,英国领事多具有传教士背景.受人道主义的影响,他们对南太平洋的海陆秩序较为关注,对猖獗一时的劳工贸易表现出了强烈谴责和抵制的态度,也由此要求自身权限的扩大.自 1857 年威廉·普理查德担任驻斐济领事开始,英国政界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讨论开始深化.一方面,尽管英政府也决意对非法人口贸易进行打击,但一些既有法律已经对领事的职能与权力做出了界定,这当中的法理困境并不是容易克服的;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在南太平洋的总体策略还是以保守为主,加之斐济政府于 1871 年成立,领事裁判权由此丧失了进一步延伸的政治环境,还有可能引发与他国之间的争端.最终,英国在斐济的领事裁判权只经历了"昙花一现"般的存在与实践,虽然其中的一些人道主义因素产生了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它本质上还是英国海外政策的一部分,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与凭借.
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一方面,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产权结构、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所以,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在体制、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由此,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法权会议是美国主导的近代国际联合对华立法、司法调查.美国在法权会议期间的对华外交呈现出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与维持"必要之恶"并行的特点.在制定与践行该外交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法界认知与政府决策密切互动.20 世纪 20 年代前期,对于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美国法界主流舆论与政府认知相互影响.在法权会议筹备阶段,美国政府迎合法界共识并任用以法界代表司注恩为核心的代表团筹划组织架构与会议流程.法权会议开幕后,按照凯洛格对司注恩的训令,美国对华外交在内部张力凸显后得以重新调适.在报告书起草阶段,美国政府继续宏观把控进程.为保障和协调列强在华利益,司注恩主导完成《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最终维持"必要之恶"的现实需要压倒尊重"主权完整"的政策表达.
关于合同的约束力,西方的理论大抵依有偿与无偿的不同而分别说明;在我国,理应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探索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就我国民法的外在体系而言,在总则层面的法律行为下,以合同为规范单元,区分"通则"与"典型合同",为法律人"找法"提供了明确的线索;然而在"典型合同"与"合同"之间,发掘"有偿合同""无偿合同""双务合同""单务合同"等不同分类对应的法规范,本身是对《民法典》做体系化整理的应有内容,同时也可提升法律人的"找法"能力.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需要-劳动"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司法的普遍性公正、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而不能放任和漠视.
一、文明、历史与 "世界文学" 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轻易选出文学以外的另一个人类文化领域——如科技、宗教、平面艺术或烹饪, 来作为人类文明的代表. 然而, 要说明这些相互区别的文化要素以何种方式融为一体却是一件难事. 或者可以说, "文明" (civilization) 这一概念既可以指文化成就的总和, 又可以指贯穿各文化领域的某种本质特征, 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 黑格尔选择以 "精神" (Geist) 一词来对其进行指称."文明" 的另一重模棱两可之处在于, 在付诸使用时, 它时而只是 "文化" 的中性同义词, 时而具有浓厚的、通常以欧洲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意味, 被狭义化为某种先进和优越文化的代指. 并非巧合的是, "文明" 在上述两个意义层面的使用最早都见于 18 世纪的英语材料, 与 "文学" (literature) 一词的兴起时间相吻合.
在接受《四川大学学报》专栏的邀请, 分享我对重写世界文明史的看法后, 我震惊于这样一个事实: 没有一部世界史或文明史是用梵语、巴利语或任何一种印度语写成的, 而这些语言都为印度地缘政治空间 (geopolitical space) 中宪法认可的现代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印度人引用《薄伽梵歌》(Bhagwad Gita), 即史诗《摩诃婆罗多》 (Mahabharata) 中的论述: 世界是我们的家; 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创建的维斯瓦巴拉蒂大学 (Viswa Bharati) 的校徽上写着: 这所大学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汇聚一堂, 这是《奥义书》 (Upanishads) 中的观点. 这两则宣言都指示着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一体性 (one-ness) 通过与他人——邻居、客人和在我们家中受欢迎的陌生人——的关系而建立. 此处想象的世界是一个由人际关系构成的世界, 一个相互联系的人文世界, 而不是一个地理 (geographical) 或地缘政治 (geopolitical) 的范畴. 整个次大陆① 的国王们均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征服者, 并要求历史学家这样尊称他们, 但这只是修辞上的仪式, 而非信仰. 这是否因为一些统治者, 如阿育王 (Asoka) 和阿克巴 (Akbar), 他们在次大陆成为印度之前控制了其中大片地区, 发现以接受差异而非征服差异的方式来统治更为容易? 也许这便是为什么, 印度意义上的这一概念本身就在质疑英语短语 "世界文明史" 固有的确定性.
德勒兹与克尔凯郭尔之间的哲学对话,近来愈发成为研究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其中也暴露出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过于将克尔凯郭尔"德勒兹化",进而忽视了绝对否定这个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二是过于局限于文本的出处细节,而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到深层的互通.纠偏和推进该项研究,需要首先围绕绝对否定这个要点辨析两位哲人关于生成-主体的不同理解,再进一步从否定性这个要点出发对德勒兹哲学本身进行一番重释.减损式的否定性操作充其量只具有局部和过渡的效应,但在两卷本《电影》中深入诠释的"相信此世"这个命题却逐步展现出绝对否定的潜藏契机.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进入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总之,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相较于《民法典》第 597 条第 1 款,《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第 20 条在重建无权处分一般规则、确立消弭履行行为(或物权变动)效力未定状态的具体方法、凸显权利人的自主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两条均以"处分权"控制交易过程,但不同的物权变动理论对处分权如何具体控制交易过程有不同理解.债权形式主义是以处分权控制"事实行为"(交付或登记的物权公示方法),物权形式主义则是以处分权控制"法律行为"(处分行为).由于前者与民法基本原理有所抵牾,使无权处分在我国民法(理论)体系上殊难定位,易使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疏离乃至造成价值判断失衡,应以后一理解为优.
在考虑如何重写世界文明史时, 有必要反思前人撰写文明史的成就和局限. 我们应当如何从书写文明史的历史中学习? "文明" 这个具有争议性的词语本身, 是为了摆脱以往书写中常常被掩盖的文化帝国主义吗?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 文明是否仍然可以用单数来讨论, 或者我们是否应当谈论多元文明? "文明" 一词是否仍然合适, 还是用 "文化" 等适用范围更广的词语取而代之更好?
产业链安全是关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对产业链升级中创新问题的深度探究有助于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基于 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创新性地构造并测度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的位置指标,探究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模式的演化特征以及内在原因.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位置呈现"√型"反转的特征,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相对下游化的创新活动,而自 2004 年起企业逐渐向价值链上游开展创新.第二,从内在结构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呈现"√型"反转的特征主要由中低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驱动,相比之下中高技术企业仍然处于相对下游创新的位置,但中高技术行业的创新上游化追赶势头迅猛,二者差距正不断缩小.第三,从驱动机制看,贸易自由化和外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下游化,而本土市场一体化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上游化.同时,本土市场一体化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激发贸易自由化和外资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上游化的积极效应.
减价规则是指,在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根据缔约时有瑕疵与无瑕疵给付的价值比例减少对待给付.该规则的正当性在于使对待给付与给付相适应,保持原合同的交换比例,体现给付与对待给付义务的牵连性以及公平原则的要求.减价规则的适用条件是:债务人瑕疵履行、债权人的对待给付可分、债权人就瑕疵作了通知以及减价具备适用资格.适用时,关键是确定有瑕疵及无瑕疵给付的价值——通常以市场价格为准,必要时可进行估价.市场价格的标准时应为缔约时,如此才能反映交易是否合算.同理,标准地原则上应为缔约地.为更好地保护债权人,便于清理债务关系,应将减价权确认为形成权,债权人在主张减价时应说明计算根据.
在当今国际社会资本价值和技术价值至上的背景下, 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写文明史是关乎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走向的时代课题. 曹顺庆、刘诗诗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的论文《重写文明史》, 不仅为重写文明史构想了切实可行的蓝图路径, 而且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和建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社科话语提供了切实的抓手. 作为英国高校首位由华人担任的口译及翻译研究讲席教授, 笔者在国际学界长期的交流和沟通经历中切身体会到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 受曹文启发引起的思考颇多. 本文拟从文明互鉴之要义、文明互鉴之途径、文明互鉴之践行者三个方面谈谈文化翻译在文明互鉴中的关键作用.
"意义世界"的形成,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围绕"意义世界"的边界、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意义世界"不可绕过的问题:首先,在"人文"与"科学"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知觉"调和"认知"与"感知"的矛盾;其次,以"符号物观"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物"与"意义"的"此消彼长"论;最后,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以"信息"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以达成"获义意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近代化书写是森鸥外文学的一大创作主题.作为兼具东西方文化视野的近代文豪,森鸥外在文学表达中一贯坚持尝试寻找东西方价值观的结合点,通过调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积极探索日本近代化模式,其作品聚焦封建与近代、保守与进步、秩序与个体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体现出知识人对社会的自觉思考和文学的时代关照.步入创作丰硕期后的森鸥外文学在拓展初期主题的同时,表现方法上有了较大的变化,较之初期作品的感伤性与抒情性,中后期作品则表现出冷峻的凝视、理性的写实与批判的精神,《半日》《修建中》中鲜明地体现出这种转变特征.在两部作品中森鸥外运用高超的象征性叙事揭示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矛盾,他将新旧价值观的问题、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问题等日本近代化进程中需要超越的重要课题统摄于两作中,从文学层面为在近代化困境中挣扎的近代日本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其对近代化进程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与批判性书写,正是时代的迫切性与作家个体的自觉性催生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