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机器有三个隐喻——"器官""竞争者"和"武器"."器官"隐喻指明了作为对象化知识创造物的机器是人的身体的延伸,是实现人的意志的肢体."竞争者"隐喻描述了作为劳动资料出现的机器,在资本主义应用过程中,把工人贬低为"机器",且随时可以使工人"过剩"."武器"隐喻则揭示出被改造为工人敌对力量的机器被资本家所控制和利用,充当了资本统治的帮凶,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武器.马克思的机器隐喻表明了机器在本质上是增进与确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性存在,阐明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论述了资本逻辑衍生出的机器异化的现实存在,传递了消除机器异化,使机器复归于其本质的迫切诉求.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对于科学认识当下智能机器的本质以及构建和谐人机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刻画生产过程的逻辑,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两者结合方式这三个因素可作为划分产业类型的依据,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基于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投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复杂程度这两个维度,产业可被划分为八种类型.根据测算,武汉可着力发展以商贸物流为代表的简单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和技能劳动密集—简单结合型产业,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技能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技术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面世.蒲鲁东的理论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则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种理论都是在回答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聚与贫困积累并存的问题中产生的,都是旨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理论.蒲鲁东本人的历史形象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他关于摆脱贫困的理论在工人运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危害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对蒲鲁东理论的批判长达四十年.尽管在早期,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对劳动者贫困现实的关注、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以及寻求解决现代贫困的努力,但二人在反贫困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