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拍卖市场上辗转所见的《西域出土古文书片》为9件敦煌文书残片,是日本书法家中村素堂的旧藏品,此前一直不为人知.这9件文书包括寺名、人名杂写以及校勘、书仪和契约片段,内容较为丰富,但因为缺少其他背景,目前不清楚它们收藏和流散的过程.而近年来拍卖市场上较多出现的日本散藏敦煌文书,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回流"现象.
介词"为"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介引原因、受益者和目的等语义角色的功能,形成介宾式"为"字结构.从语义特征的角度看,表受益者和目的的"为"字结构从先秦就带有[+预期目标]的特征,和现代汉语是一致的;但先秦时期表原因的"为"字结构都是[-预期目标]的.汉代及南北朝时期,随着表情绪的动词的进入,表原因的"为"字结构浮现出了[+预期目标]的特征,与[-预期目标]的结构并存.[+预期目标]的表原因"为"字结构一直沿用到现在.另一方面,自唐代以后,[-预期目标]的表原因"为"字结构明显萎缩,表现为"为"的宾语受到很大的限制;到了现代,这种结构已经消亡,仅残存于"为什么、为此"等个别形式.现代汉语中的"为"字结构,不论其表原因、受益者还是目的,都具有[+预期目标]的语义特征.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口/○—▽—()—()—廿—甘—()/()—()/(日)—一",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日)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西周的"元年"专名纪年制度上推到殷商晚期,这无疑也将直接推动对殷商晚期的历法和祭祀排谱研究.
《汉志》是汉成帝之前的古代文献经过大规模整理和编撰后的新书目录.无论是序文的撰写还是作品的著录,均有编撰者观念的呈现,其中就包括对"事"与"情"相关问题的认识,并由此产生了特有的"事"观念与"情"观念.
"王囟言"和"囟言王"是出组卜辞常见习语,但关于辞义的理解,学界一直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对相关 卜辞材料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夕囟言王"是一种占 卜灾咎的习语,与"今夕王宁"相对,表示商王受到责难的不安之状,意为今晚先祖或上帝等会责难、降灾商王,"言"字含有责让、灾咎义,所表示的灾咎程度较轻,"囟"字是语气副词,表示占 卜者对命题所作的一种情理上的推断.
随着检测设备的普及与检测精度的提升,文物成分分析数据存量正在急速增加,目前单一目的、单一处理方式的数据研究模式已无法满足精细化考古工作现场对于大规模数据深入分析的要求,基于当下在信息技术领域爆发式发展的机器学习技术,通过机器学习的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功能,使用现存的安阳殷墟花园庄M54铜器p-XRF数据进行关联规则挖掘、聚类、预测处理,快速识别出可解释的规律、模式和信息,促进机器学习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推广与应用.
曹魏郊庙乐舞歌辞所传寥寥,致使其在乐府研究中湮没不闻.从曹魏郊庙仪式的程式与内含视角出发,可补充了解该时期郊庙乐舞歌辞的沿袭与迁演.郊祀层面,曹魏"疑用汉辞"这一通行说法不甚周全.曹魏承袭汉代郊祀仪式程式,又依新政暂罢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祀五帝的四曲和二舞,并剔去天佑汉祚的祥瑞之辞;另为新的配祀对象订立乐舞歌辞,如鼓吹曲《应帝期》曾为"配祀上帝"之用.庙祀层面,曹魏所留歌辞皆首作于建安年间,除沿袭汉代庙祀作颂只留徒歌、不予配乐的程式传统之外,还因汉魏禅代、魏蜀交战等事件,对乐舞歌辞内涵及效用化旧为新.
通过分析河南方言谓词变韵的语音表现和语法功能,并将其与临近方言点的谓词变韵现象进行对比,认为谓词变韵的合音后缀不是"了、着、到"等动词后虚成分本身,也不是"了、着、到"等的弱化形式[ə],而是"儿"的[ə]类音.谓词变韵形成的平舌儿化韵是早期儿化音变的遗迹.
邵家棚遗址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原邵家棚村中和村北,2019-2021年进行了发掘,总计发掘面积约6500平方米.此次发掘共发现商代大型房基3处(18座)、车马坑4座6车、墓葬20多座及大量的灰坑、窖穴、道路等,出土 了一大批商代青铜器、陶器、骨蚌器、车马器等.邵家棚遗址位居殷墟南区的中心位置,遗址分布密集,各类遗迹保存较完整,是近期殷墟南区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殷墟遗址的范围布局、文化内涵、生产业态、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等提供了新的丰富资料.
本文通过对殷墟孝民屯遗址645座商代墓葬中使用席子现象的梳理统计,以量化的形式证明了席子在晚商墓葬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以及该遗址墓葬中席子的使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受时代与墓主人性别、年龄、等级的影响.文章对孝民屯墓地各墓中不同位置使用席子的痕迹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各类痕迹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推测,形成了对我国早期葬具发展史中,席子这类遗存应曾起着重要作用的有益结论.同时对商代晚期殷人的居住生活状态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还原与推测.
实验室考古工作在我国产生已有90多年历史,真正快速发展则是在近20年.本文中梳理了国内外相关工作,从实验室考古或者类似概念的定义,工作内容,工作流程,成果发表,工作优势与缺点挑战等方面,探究实验室考古研究的进展.实验室考古最初大多为配合考古发掘工作的文物提取,现在考古学研究比重增加,并且更多依赖于多学科综合研究.
"社"原是先民们对自然土地的崇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部族的融合,"社"的文化内涵不断演变,后逐步融合英雄祖先崇拜,成为政权的象征.大禹治水有功,被夏人尊为"社神".商汤灭夏后,欲迁夏社."迁夏社"乃变更社神之义.文献中把"社""稷"二神对举,稷神原为"烈山子柱",商汤变更为"周弃",这种行为称为"迁".对于夏社"社神",商汤计划也采取类似方式,此举引起遗夏势力的反对,被迫终止.商汤命伊尹报祭夏社,表明灭夏兴商得"天命"的正当性以及商政权建立的合法性.
"帝"是殷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甲骨卜辞中"帝"与气候现象、社会人事等客体的关系来看,"帝"是殷人对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的抽象概括,"帝"具有不可预知性,只能通过占 卜去揣测所谓"帝"的意旨.与"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自然力量和先人力量,殷人只祭祀有形存在的力量,对"帝"这种纯粹无形的力量只占 卜不祭祀,"帝"也不是商朝存在的决定性力量.周代殷后,对"帝"进行了人格化改造,使之成为建立周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但"帝"也不是周人的保护神,"帝"或"天"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客观力量的特征,但人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勤勉修德就可以获得"帝"的眷顾,拥有天命.商朝晚期先王有了"帝"称,西周时"帝"成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战国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帝"开始向人王发展,战国中期秦昭王和齐湣王互称为帝,直至秦王政统一后专称皇帝,"帝"最终完成了由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向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转变,但其客观力量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本文以商妇好墓出土腰佩宽柄器玉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殷商社会背景与经济、手工业的发展,对玉人的服装形制、纹样、面料与色彩进行探讨,采用虚拟3D技术,还原腰佩宽柄器玉人的服装造型,旨意为进一步研究商代服饰提供参考.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字符具有整体性、特异性.字词不对应的根源在于字与字符不等同,即同字异字符、同字符异字现象的存在.同一字符有不同的书写变体,主要表现在笔形和笔画差异、笔画增省、笔画混合变异、构件拆分重组等情况;不同字符则表现在构件数量、构件类型、构件位置互换、构件拆分重组或笔画变异引起构件混同等情况.利用字符同一性判定理论,异写字是同字符的不同书写变体;异构字是不同字符.构件增省和构件位置互换是不同字符,都属于同字异字符.
商代青铜器"兽面纹"的艺术特征与商宗教思想体系紧密相联."兽面纹"即"神面纹",代表的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形象."兽面纹"无一例外都凸显"神之眼"这一部位,目的是在祭祀时更好地沟通神界与人间.兽面纹的辅助纹饰动物纹可能是帝、自然神和祖先神的侍从,也是神界的一份子.神面纹在商代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商代以神为本的浓厚的宗教氛围,其背后是商王族天生受佑于神从而建立政权合理性的意识观念.
通过商周金文中所见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伯/叔侄关系、在世者与其故去直系祖先关系、宗族首领与宗族子弟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贵族宗族内部,宗统和君统是合二为一的,亲缘关系的政治化非常显著.但战国之后,这种显著的宗法关系逐渐发生转变,亲缘关系的政治化大为弱化,用于宗主与其家族成员之间的君臣称谓逐渐消失,君臣关系逐渐固化为国君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等级称谓,这是后世君权发展的必然.
甲骨卜辞的语气副词"其"字,只见于命辞和占辞中,表示未然(即还没有成为事实)的语气.而验辞是表示已然(即已经成为事实)的语气,因此,所谓"验辞无'其'规则"是说验辞中是不用语气副词"其"的.笔者在2020年发表的《殷墟卜辞"其"字及其搭配和对举》一文中提出"验辞无'其'规则",限于篇幅,讲得十分简略.本文对这一规则作了详细的补说,以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读懂甲骨卜辞.
战国之世,儒、墨两家彼此诘难,各自标榜其治国理政之道.过去学者多措意于儒墨之争,对二者的融合则关注不足.清华简第八辑《邦家之政》与《治邦之道》的刊布,为重新审视战国儒墨融合现象及其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战国时期,社会面临急剧转型与深刻变革,为适应列国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需求,诸子学说多有互补与渗透,儒墨融合便是在此背景下促成的.
朝鲜朝后期文人金泽荣的文学理论主张、散文创作深受韩愈的影响,他积极吸收韩愈"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等理论,但又有所变通.韩愈、金泽荣都论述了文道关系,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论述的侧重点却呈现出较大差异.金泽荣大量引用韩愈散文的语句,作为其文章议论、说理的依据;他通过以韩愈散文作为衡量他人文章创作水平的标尺,强调韩愈散文独特的艺术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