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出版文化繁荣,三教思想盛行,很多文人著书谈论三教性理,屠隆杂著《鸿苞》即其典型.《鸿苞》的成书是从《广桑子》开始的累积性过程,贯穿了屠隆中晚年的林居生涯,与他的佛道修行及社交网络密切相关.《鸿苞》在屠隆生前未付梓,而从晚明到晚清,它被基于不同立场的刊刻者、藏书家、编选者等品评、剪裁与重塑.《鸿苞》写作与流传中受到的质疑与批判,展示了三教思想的多声部与争议性.其文本生成过程中作者自塑与后人他塑的错位,体现了受众的能动性与书籍阅读方式的多样性,折射出明清时期思想变迁中的多元面向.检视《鸿苞》的成书与传播,有助于考察晚明文人心态,并为沟通书籍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样本.
古典文献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未来的走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 "文献"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将"文献"注释为:"文,典籍也;献,贤也."也就是说,要将大至国家典章制度,小到个人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广泛内容传播下去,既需要形成文字的记录,也需要博学多识的贤才.可见"文献"最初的含义包括典籍和贤才两个方面.这一概念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慢慢发生改变,元明以后,我们在提到"文献"的时候,更加偏重于"文",也就是文献典籍了.《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提到"所谓的文献就是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这是我们今天对"文献"的定义.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从今天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医学、法律、经济、科技、宗教等各个学科的古代流传下来的图书和资料.
新见柳宗元七世祖柳庆与夫人裴丽华的夫妇合祔志，与柳氏家族的其他新文献和传世文献往复比较，可以提供一些新史料，订正史籍的一些讹误，弥补一些缺漏，深化并细化已有的北朝隋唐文学研究。这两方首次披露的贞石录文，可映证南北朝时期士人的迁徙流动，回溯柳氏“西眷”的北归；订正柳氏家族叙述中的一些问题，对柳氏家学等相关问题提出新的认识。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姚鼐部分手稿流传于亲友弟子间,因手稿的书法与学术价值而被珍藏.陈用光颇为留意姚鼐信札的收藏,装潢成十册,并邀法式善、英和、王芑孙、鲍桂星等人题识;姚鼐次子姚师古将姚鼐家书汇编为二册,乞管同题识,邓廷桢等二十七人观览记名,倪道杰作跋述其购此手稿且拟付诸景印;此外,另有零散姚鼐手稿为马其昶、沈曾植、姚豫等收藏,吴汝纶、范当世、姚永概等人为之赋诗题跋.如上题识虽多为附骥之作,但因载有姚鼐古文及书法等方面的评论,为姚鼐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亦为探究桐城派传衍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全世界甲骨实物存藏量最大的单位,相关的甲骨资料发布、数据整理工作一直在持续展开.针对新公布的著录号为北图11801到北图13800的甲骨资料,并结合先前公布的材料,经过数据筛选和比对,完成甲骨残片缀合11组、复原14组,并补充了这些甲骨在《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二书之外其他甲骨著录书籍中的著录信息.
综合运用多种无损检测技术分析出土西域文书残片纸张和字迹成分、制作工艺及其出土残留物成分和结构等,溯源唐代西域地区纸张生产与应用,考证古墨的加工工艺.研究证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用纸为麻纸,说明唐代新疆和田地区已经生产并使用手工纸;书写字迹是松烟墨;残留土样元素分析与新疆南疆沙漠土质相似,可进一步佐证该文书出土地为新疆南疆沙漠地区.文书上的羽毛、秸秆等可见残留物形状相对完整,非出土残留物,说明文书出土后可能有被保存在农舍附近的历史.本研究的发现和实验结论为文书起源、流转、考证和内容解读等提供物质性层面的参考.
唐人崔严爱的墓志存在志尾重刻和志侧补刻,影响了墓志信息的释读,现有著录大都有文字遗漏、句序颠倒等问题.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订,揭示出崔氏从吉州权葬之所迁葬洛阳邙山本家祖茔,又因崔氏祖茔重建从邙山杜郭村北原改葬平乐原,以及最终与丈夫卢招合袝葬入夫家墓地的三次改葬情形,殊为罕见.三次改葬信息在墓志上均有呈现,再结合相关出土墓志综合分析可知,唐人改葬时,除了废弃原有志石重新撰刻新志外,还存在直接利用原志,或是在原有志石上重刻、补刻、侧刻,一石二志,新旧两存等多种复杂情形.这对准确提取类似墓志的信息具有参考价值.
学术界目前已确定的《金藏论》文本有11种.除此之外,敦煌遗书中被认为是《灯指因缘经》的斯04336号应为《金藏论》卷五《像缘》部分,BD15631+BD15651+BD15641……+BD15104、甘博一二七共五号文本摘抄自《金藏论》.上述文献为复原《金藏论》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展现了《金藏论》传播和影响的多样方式.
清代流传一种所谓钱镠银质投龙简拓本,其状如方牌、周环龙纹.此种投龙简拓本形制与告文多有破绽,实系伪刻.考其原型为郭琇修、屈运隆纂《[康熙]吴江县志》中著录的顺治元年太湖所出钱镠投龙简.据方志著录而伪刻的投龙简,影响了其后所修方志,并进入多种金石目录、总集,此后屡经学者引用、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罗振玉旧藏的吴越国投龙玉简,是根据伪作银质投龙拓本进一步加工作伪的产品.
文章以汉简中的"重文号"为对象,主要讨论两方面问题.一是重文号的特殊写法和释录整理问题.总结了汉简中重文号的草写形式,并指出前人因未注意重文号草写特点造成的释读错误.二是讨论与重文号同形但并不表示重文的特殊符号解读问题,指出汉简中有些特殊的"重文号"实际表示停顿、强调、合文、删除等作用.通过归纳总结,不仅指出原整理者的释文问题,也对出土文献中的符号使用与表义有了新的认识,有利于今后的文献解读和利用.
本文对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在中国的书籍访购、编刻、刊印与交流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在中国大量购买书籍,是朝鲜王朝治国理政与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事项,是燕行使在使事活动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使臣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包括史籍、方志、天算与地图等中国明令禁止出口的书籍,但朝鲜书籍却严禁带入中国;尽管明清朝廷有严苛的禁书律条与惩罚措施,但使臣总能逃避搜检潜买而归;这种不花费成本的间接与直接利用中国文化与科技成果的行为,为半岛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建设等,带来巨大的效益.因此,中国与朝鲜半岛向来的书籍文化交流,基本上是不对等的单向输入,那种认为中国对古代朝鲜是强行灌输与文化侵略的观点,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无知和荒谬的臆测.
日本东洋文库藏中原康隆抄本《古文尚书》,仓石武四郎、刘起釪、水上雅晴等皆以之为中原家本.以康隆抄本与古梓堂藏本、东寺观智院本相校,可知其并非中原氏明经嫡系之点本;校之神宫本、清原宣贤抄本引家本,则可定为同流.作为中原氏庶流的康隆一支,其学实自清原一系出.此《古文尚书》点本,正处在清原博士家《尚书》学底本转换之中间阶段,呈现出"过渡形态":其文本既有从古本而旁注宋椠情况的,亦有用宋刻而旁标古本旧貌者.因此传学与校勘方式,康隆点本有规律地改易底本,致使一卷之中至少直接呈现有三种样态:古本、康隆本之实貌、摺本(宋本).仓石武四郎曾校此本与诸本异同,东方文化研究所《尚书正义定本》亦曾用此本参校,但取舍相异;近出《尚书注疏汇校》,径录《尚书正义定本》之校语,未对此"过渡形态"之抄本现象予以措意.
汉籍的越境流动是东亚书籍史、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课题,然而相关研究至今仍忽略传统中国官方扮演的角色.事实上从宋代开始,传统中国官方出现越来越强烈的书籍防禁意识.这种针对史书、天文、地理等书籍输出的防禁意识,在明武宗去世后,正式成为明廷对所有国家购买书籍的规范.明清官方曾经赐书外国,外国亦存求书之例,但过程旷日废时,且数量有限,都与官方对书籍输出所持管制态度有关.明清两代在会同馆、栅门、海关,一直维持相同的书籍输出管制原则,而清廷内部的文化政策也曾影响外邦人求买书籍的意愿,其中细节多可借助朝鲜燕行文献予以钩沉.重建明清官方的书籍输出制度,不仅有助于澄清汉籍越境移动的实态,更重要的是能够具体说明传统中国书籍、知识乃至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力.
借助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对张之洞致张佩纶有关书札进行考订释读,可以追觅"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年交往、密谋、合作与分歧.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以"洋务"立身鸣世,与李鸿章有了合作的基础,张李二人渐有直接往来与合作.为应对时局,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内、外朝相互呼应,共同配合琉球罢约、光绪七年沿海督抚调整及左宗棠的外调.这些事件凸显张之洞的主动性,而非仅为李鸿章的拉拢或张佩纶的穿引.探讨张李二人的早年交际,证实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模式存在可商榷之处.对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进行刊布,亦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有罗振玉致法国汉学家沙畹的十四通未刊书札,系罗振玉1912至1915年间避难日本时期所作,主要目的是了解沙畹考释木简的进度,并请求提前阅览木简影印件.书札内容涉及罗、沙二人在简牍文字、甲骨文、金石文字以及敦煌文献方面的交流与研究历程.罗振玉与沙畹的交往历史,由于材料缺乏,一直未被学界深入了解.此批书札为补充罗、沙二人的交往详情以及探究同时期中法学者的互动历史提供史料参考,具有文献价值.
针对清人信札,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系年工作,但尚未对系年的流程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在逐件系年180馀封高邮二王与其友朋来往书札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信札系年的两项前期工作、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两项前期工作分别是检查信札是否完整(正编联)和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定姓名).八种系年方法分别是明时月、征行实、谙术语、察地理、据官称、按著述、交系联、慎排除.这八种方法通常需要综合运用,如何选取,当视信札提供的信息而定.三个原则分别是无定法、协内外和从阙疑.并以高邮二王友朋往来信札的具体系年实例来详细阐明两项工作、八种方法和三个原则的实际操作情况.
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八《岛夷杂志》系宋代广南市舶司所编海外地理志书《广舶官本》的孑遗之篇,其成书时间至迟应在13世纪初.《岛夷杂志》收录了与宋代广南市舶司往来的21个海外蕃国,诸条目描述了海外列国的风土佚闻.经对勘可知,《岛夷杂志》部分条目为《诸蕃志》《岛夷志略》等志书所引用.考志中所载6条广州发舶航路,移居佛啰安国的唐人与毗沙门信仰,大阇婆国与莆家龙地望,单马令国庆元二年入贡南宋等诸多轶事皆未见于他本史籍.
以书籍与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学"在中国与西方皆有非常悠久的传统.西方对于书籍与文献的研究最初以著录为主,名为biblio-graphy,相当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而西方现代的bibliography意义较广,包含书目题跋的编制、书籍生产过程和背景的考察、书籍形制的分析和文本的研究等内容,基本涵盖了中国的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和出版史等研究领域.同时西方又有以整理和阐释经典文本为鹄的、以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philology,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小学.中国现代学科设置中的"文献学"包括以上两大方面的内容,因此"文献学"的英文译名应该是"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学术界又陆续兴起文本学、书籍史等新领域,给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带来新的方法与视野,这些新的研究路径渐次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文献学相结合,使我国的文献学研究步入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