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大国竞争与企业创新战略引发重要关注,系统性探究"颠覆性技术创新"(Disruptive Technovation,DT)的理论基础、核心概念内涵与整合框架对于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然而,现有关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究存在概念模糊、边界不清、框架缺乏整合性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首先以技术导向下的创新理论范式演化为视角,系统回顾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源起与边界,构建分析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进而,基于文献归纳与理论推演,研究提出涵盖技术新颖性(Technological Novelty)、技术优越性(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与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的颠覆性技术概念内涵体系,并以之为核心梳理涉及颠覆性技术获得(涌现与搜索)、识别、采纳与扩散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议题整合框架;最后,研究分析当前形势下我国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机遇、约束与挑战,展望在复杂国际环境与新发展格局下颠覆性技术创新实践与研究发展的未来大趋势.
现有研究未能从企业能力视角揭示出网络伙伴多样化前因、网络伙伴多样化影响创新绩效的情景条件,即企业应具备何种能力才能实现网络伙伴多样化并从中获取创新收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谜题.本文立足于网络能力视角,实证检验了网络能力(网络伙伴选择能力、网络伙伴协调能力)对网络伙伴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对网络伙伴多样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网络伙伴选择能力正向影响网络伙伴多样化,正向调节网络伙伴多样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网络伙伴协调能力对网络伙伴多样化的影响不显著,却正向调节网络伙伴多样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直接贡献于网络伙伴多样化前因、网络伙伴多样化创新情景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企业构建多样化网络体系、利用多样化网络伙伴资源具有实践启示.
后发企业不但面临技术落后的制约,其追赶目标的实现还受限于管理理念陈旧、管理方法落后等所引致的管理制约.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突破管理制约以及提高管理能力成为现阶段后发企业实现可持续追赶的关键.与传统追赶研究领域关注后发企业技术落后、技术能力的积累与提升过程不同,本研究聚焦于后发企业存在的管理制约现实,关注后发企业通过管理学习改善其追赶中管理制约的过程.本文选择中国华为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案例研究法以及三步编码法,文章深度解析了华为追赶过程中存在的管理制约问题以及其实施管理学习的过程,研究发现:(1)管理制约导致后发企业陷入追赶困境,其对案例企业追赶行动的限制主要体现为:战略维度的低水平跟随,研发环节的封闭式技术积累,以及人力资源维度的紧缺型人才供给;(2)管理制约的复杂性特征强化了管理制约对后发企业追赶行动的限制,其复杂性具体体现为管理制约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其中案例企业管理制约的多维性体现为战略管理维度、研发流程管理维度和人力资源管理维度管理制约,案例企业管理制约的多层次性体现为战略层面和职能层面管理制约;(3)实施针对性的管理学习行动是后发企业突破管理制约的关键,案例企业所采取的针对性管理学习行动包括:基于战略管理对标的管理学习实践,基于体系化研发的管理学习实践,以及基于制度化人资管理的管理学习实践.
企业家个人经历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如创新投入有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极少关注企业家的出身或初始社会阶层.本文基于烙印理论和社会阶层领域研究文献,分析了企业家初始社会阶层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来自2014年全国民(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相比于非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在创新上投入更多.此外,企业家创业前的工作经历(销售工作vs其他工作)和企业内的员工培训投入显著调节了农民企业家的创新投入.研究表明:企业家的初始社会阶层会给企业家留下与所处阶层相对应的"烙印",塑造其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对创新活动的态度.
颠覆性创新是我国装备制造企业突破"卡脖子"困境,获取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探究了双元战略、制度支持对装备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构建了包含技术探索和技术利用、市场探索和市场利用、正式制度支持和非正式制度支持六个前因条件对装备制造企业颠覆性创新影响的理论框架.基于集合论和组态思想,对188家装备制造企业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研究发现:(1)颠覆性创新是一个组织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单个因素并不构成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2)存在六条装备制造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前因组态,以及四条颠覆性创新失败的前因组态;(3)技术探索与技术利用、市场探索与市场利用的双元战略耦合作用能够更好地促进颠覆性创新产生;(4)制度支持虽然是关键因素之一,但过于依赖制度支持也可能造成创新惰性.研究结论不仅拓展和丰富了颠覆性创新理论研究领域,也为装备制造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活动提供了借鉴.
预期工作量是员工评估未来事件发生和响应工作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然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裁员潮"持续高涨的环境下,预期工作量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已有研究并未给出解答.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本研究从"挑战性"和"威胁性"的视角构建了预期工作量影响员工创新的双中介模型,并探讨了当前工作量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66份两波次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分析,结果表明:预期工作量通过激发工作进度位置控制正向影响员工创新;预期工作量通过引发紧张情绪负向影响员工创新;当前工作量增强了预期工作量对情绪紧张的正向影响,并增强了情绪紧张在预期工作量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当前工作量并未显著影响预期工作量和工作进度位置控制之间的关系.研究凸显了预期工作量在影响创新问题方面的价值,为理解预期工作量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提供全面的理论视角,为如何从挑战性和威胁性视角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新时代新背景下,管理学研究和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和机遇,对学科发展和该领域学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新代码使用近三年(2021-2023年)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从区域、依托单位、项目负责人、学科领域、研究热点等角度系统分析了项目申请资助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近三年来项目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青年项目竞争愈发激烈,区域之间分布呈现差异化.进一步分析青年科研人员依托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成长规律发现,申请人年轻化趋势明显,青年项目对科研人员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从研究热点来看,工商管理学科领域主动拥抱科研范式变革,积极吸纳多元化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最后,本文根据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态势对项目申报、执行和依托单位管理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有助于学者提升项目申报和执行能力,有助于依托单位更好开展项目管理工作,有助于推动工商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
推进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深度融合,是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化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扎根理论识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因素,基于"融合因素-融合效应-创新绩效"SCP范式,构建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因素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链需求、创新生态环境、服务链功能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的三类关键因素,且均正向作用于双链融合效应,作用效果依次增强,同时均能通过双链融合效应进一步正向作用于产业创新绩效.本研究丰富了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研究,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与服务链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及政策组合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在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变革过程中,由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并非罕见现象,但却鲜有研究讨论这一变革背后蕴涵的深层逻辑.本文以2004-2020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职业经理人继任,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降低了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但促进了家族企业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继任环境稳定、前任-继任战略差异较低时,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对家族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职业经理人继任,实际控制人直系后代继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非直系后代继任者相比,直系后代继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理解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继任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HRMPs)与工会实践(labor union practices,LUPs)的互动逐渐涌现为提升员工创造力的新的来源,但在学术界还未引起重视.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构建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工会实践的耦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跨层次理论模型.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对61家企业及其351名员工的配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工会实践的耦合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超越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单一影响.(2)该耦合关系能够通过明确目标并辅以纪律保障增强员工对行为一致性的注意力,改善利用式学习,从而提升员工创造力;通过给予多样化支持和获得员工信任增强员工对行为适应性的注意力,改善探索式学习,从而提升员工创造力;在此基础上,还能通过塑造均衡的纪律、目标、支持和信任情境,优化员工注意力配置的关注、解释和行动,驱动双元学习平衡的涌现,从而提升员工创造力.研究结果显示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工会实践的耦合能够有效预测员工创造力的独特理论价值,并揭示了其中的改善机理,为企业管理者激发员工创造力明确了一种新的途径.
企业独占策略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活动形式,是开放式创新企业亟待解决的战略焦点,尤其对外部知识、技术等资源需求强烈的创业型企业更具显著意义.基于764家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信号理论视角实证探索独占策略对正式开放式创新与非正式开放式创新的非对称影响,并分析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独占策略对正式开放式创新具有积极正向影响,对非正式开放式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即存在非对称影响.创业导向能够显著强化独占策略对正式开放式创新的积极影响,也能积极调节独占策略对非正式开放式创新的倒"U"型影响.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独占策略信号效应的理论解释,也为企业与政府制定创新相关战略与政策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于现阶段我国制造企业意义重要但繁复且挑战,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忽视数字化转型伊始的阶段特征与能力侧重,引致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阶段匹配、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不足.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本文基于373份企业调查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并揭示了制造业中小企业平台数据化能力促进颠覆式创新的影响机制,提出了"平台数据化能力—资源重构—颠覆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平台数据化能力对颠覆式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源重构在平台数据化能力与颠覆式创新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协调柔性与结构正式化在平台数据化能力对颠覆式创新的影响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资源柔性未能调节平台数据化能力对颠覆式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制造业中小企业平台数据化能力与颠覆式创新间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的探索,为企业有节奏有侧重地进行数字化转型与提升创新效益提供理论支持与借鉴.
智能生产技术对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和加快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意义重大,但如何利用我国规模巨大的应用市场助推相关技术创新仍缺乏一定研究.文章以智能制造的典型技术——工业机器人为例,基于市场应用和发明专利数据,从230个城市层面验证大规模的本土市场能否激发技术创新,并从关联度和复杂度揭示其对区域知识结构与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超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对相关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工业机器人的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呈现出地理上的协同集聚特征,且有相关知识基础的城市更能从本土市场效应中获得收益;(3)不同于先发国家的科技引领生产模式,市场驱动创新模式使得我国更倾向于在低复杂度的工业机器人技术领域形成突破;(4)相比较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已经比较成熟的行业,后续渗透度逐步提升、具有潜在规模市场的行业对城市相关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应从需求牵引的角度,有效结合地区的技术基础,加大对特定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政策扶持,同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重点攻关"卡脖子"技术,避免陷入由市场驱动创新的"低端陷阱".
基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的典型事实,本文从企业内源性创新动力视角,运用PVAR模型,实证检验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否陷入"创新驱动发展困境"及其内在原因.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创新资源的吸收和转化能力不足,企业创新活动正向效应的长期性和贡献度并不理想,企业内源性创新动力普遍偏低,创新尚未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制造业企业仍陷入"创新驱动发展困境",并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更加明显.因此,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新格局,加强制造业企业对创新资源的吸收和转化能力,是解决制造业企业发展困境的突破口.对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而言,激发内源性创新动力、纠正"策略懈怠"的态度是重中之重.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依靠国家"支持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的制度红利,积极从事基础研究,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道.
随着数字服务化变革兴起,服务生态系统多主体在有效互动、共创价值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共毁引发的系统破裂风险.为了深入揭示服务生态系统的多元交互机制和价值共创规律,本文采用纵向双案例研究方法,以小米和美的为研究对象,根据分阶段逐层编码结果构建案例研究框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不同转化阶段的证据链因素,归纳形成MI-SE-VCC整合机制,进一步剖析各转化阶段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发现:服务生态系统中多元交互实现价值共创的典型转化阶段主要有价值减少、价值修复和增强的价值共创.多主体通过识别服务生态系统所处的不同交互情形采取阶段性策略,从而实现价值共毁向价值共创的转化.本文完善了服务生态系统中多元交互的理论框架,也为多主体实现价值共创、规避价值共毁提供了实践指导.
富有韧性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腾挪空间.因此,研究如何提升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演化视角出发考察群落结构变化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2010-2019年中国发明专利合作申请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建模方法与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面临知识源冲击风险时,中国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有差异化表现;群落演化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群落内紧外松的结构特征深化,韧性先上升后下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创新水平高、知识喷泉型区域的群落结构对韧性的影响边际效应更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多样性是影响群落演化与韧性关系的中介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创新主体与政策制定者要重视保障群落边界开放性、增强区域技术多样性,避免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脆弱化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关键时期,科创企业作为国家技术创新的一大主力,与其相关的创新活动始终是研究的热点.基于2019-2021年中国科创板申报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重新建构创始人身份类型,实证分析创始人身份异质性对科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学术型创始人,学术型创始人所在的公司将表现出更优的创新绩效.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创企业创新绩效的表现呈现学术型创始人＞技术型创始人＞商业型创始人;企业创新投资在学术型创始人身份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创始人两职合一和VC/PE支持加强了学术型创始人对创新投资的正向关系;创始人海外背景和两职合一正向调节企业创新投资与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创始人加快企业创新发展步伐、减少创始人在决策时因个性特质所造成的治理偏差提供了新的指引.
"后发陷阱"是后发国家普遍面对的创新挑战,而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工业国,却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道路.本文基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相互统一的视角,探索"中国式创新"的理论内涵并构建了系统的研究框架.(1)在历史逻辑下,本文基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规律,系统梳理了中国式创新经历"科技创新需求驱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服务于经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开辟科技创新新道路"和"制度创新保障科技强国之路"的历史进程;(2)在实践逻辑下,本文从实践方向、实践道路以及实践保障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式创新路径演进的实践经验;(3)在理论逻辑下,本文追溯中国式创新的理论根源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并对中国式创新的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剖析,提出了"双轮驱动创新发展观""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观"以及"国家战略创新引领观".研究有效揭示了有为政府作为中国实现后发跨越的决定性力量,在塑造中国式创新话语体系中承担的核心意义,为今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创新体系建构提供学科启示.
在数字情境下,管理者认知成为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的来源,他们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认知和经验来判断数字化带来的可能性,而要在数字化价值与数字化本质方面拓展认知边界.依据技术型管理者认知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本研究从知识与社会化互动视角分别选择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作为技术型管理者认知对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影响的资源基础路径与动态能力路径.研究基于389名数字化赋能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Bootstrapping、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检验发现:(1)技术型管理者认知通过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双路径影响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2)在高数字意义建构情境下,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效应会更强.(3)虽然数字意义建构能够强化知识场活性、组织情绪能力的第一阶段中介作用,但这一效应并非总是有效,而只有当数字意义建构大于特定阈值时,其中介效应才更有效.本文结论不仅拓展了数字创新优势来源的边界条件,而且为管理者指导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在探究海外人才回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中,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海外人才回流的直接创新效应,常常忽略掉企业增加前置性资源投入所带来的间接创新效应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文章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面板模型,运用混合回归估计方法,就全国和分地区两个维度分别探究了海外人才回流的研发资金创新效应和研发人员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海外人才回流的间接创新效应包括研发资金创新效应和研发人员创新效应.第二,海外人才回流的间接创新效应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中起到明显正相关影响.第三,海外人才回流后,由此带来的研发人员创新效应比研发资金创新效应更明显.第四,海外人才回流的研发人员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差异,研发资金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在东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创新效应的提升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正向影响,在中部地区,这种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了在全球人才争夺战和海外人才大规模回流的背景下,企业为争夺高层次海外人才而进行的前置性资源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印证了海外人才回流的间接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的影响,拓展了现有的研究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