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梳理了中国境内渤海未成年人墓葬的考古发掘材料,并对其埋葬习俗进行了初步讨论.渤海未成年人埋葬方式可分为单人葬和多人葬.未成年人单人葬数量较少,随葬品及墓葬形制较为简单,埋葬方式以一次葬为主;多人合葬中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均较为丰富,以二次葬为主.根据墓葬形制的规律,认为埋葬未成年人的墓葬中单人葬早于多人葬.未成年人与成年男女共同埋葬是渤海未成年人埋葬方式的特点之一,由此认为,家庭是构成渤海社会的最小单元,并体现出渤海社会牢固的亲情观念及稳定的家庭结构.
服色制度和佩鱼制度是渤海国章服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中,服色制度分紫、绯、绿三等服色,直接借鉴了唐中后期三等服色制度的成果.与唐前期服色相比,绯服和绿服的适用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佩鱼制度主要涉及随身鱼符和鱼袋制度,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青铜鱼符,与渤海国关系不大,应是唐或五代授予朝贡的靺鞨人的.渤海国鱼袋制度也效仿唐制,分金鱼袋与银鱼袋两种,与服色制度一同是渤海王赏赐的重要手段.探讨达能信的真实身份、考察渤海国笏制以及渤海国接受唐朝服色制度的背后考量,有助于深化渤海国章服制度的有关认识.
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属地本在今绥芬河地带,该印在黑龙江边嘉荫县被发现,此地在金代属于蒲与路,异地发现此印与部落迁徙移动有关.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被视为金代恤品路下辖,另《金史》载有"窝谋罕"首领、"窝谋海"村,与窝母艾实同音异写."窝谋罕""窝谋海"属于五国部胡里改,由此反映出辽金五国部、五国城的相关历史,以及胡里改路的地域范围等,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背后历史可以再挖掘.
通过对"安州绫锦院记"的印文及铸造时代的探讨,取得认识如下:"安州绫锦院记"当释为"定州绫锦院记";印文中的"定州"指河北之定州;对该印时代探讨表明,该印印文带有典型的宋代篆刻风格;以宋制、宋尺计算的尺寸最接近该印的实测尺寸,应为依宋制铸造的铜印;该印与多个有明确纪年的北宋"记"或"朱记"铜印尺寸相当;该印为宋印,铸行时间不晚于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
结合考古发现的新进展,重新梳理史料得出新认识.延边长城是大祚荣修建的防护王城的大型军事防御设施,磨盘村山城是东牟山城.696年,靺鞨人分两支从营州东奔称王.乞乞仲象在忽汗河上游敦化盆地立足,接受唐朝振国公封号,唐以其地为忽汗州.698年,其子大祚荣自称振国王,国号振国.唐将李楷固率军消灭辽东的乞四比羽,又进攻振国,失败而还.大祚荣改国号为靺鞨,在延吉盆地的东牟山建王城.705年,大祚荣接受唐朝渤海郡王封号,改国号为渤海.
西汉高等级墓葬中发现有一种对羊纹金饰片，从现有资料来看，它起源于战国晚期的燕赵地区，是草原文化影响之下燕赵工官设计制作的产品。西汉早中期是其主要流行时期，生产机构以诸侯国工官为主，使用者包括诸侯王和高等级贵族。其最开始的用途可能是剑鞘等的装饰物，后来则成为墓葬中面罩、漆纱冠等的饰件。对羊纹金饰片的接受和传播过程，反映了战国至西汉时期汉人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容受，其在纹饰、用途等方面的一些变化，则是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齐家文化是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至早期青铜时代一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学界对其研究已近百年。但迄今为止，学界对齐家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达成一致。立足于齐家文化的学术史，以寻找“节点”的方式，对造成齐家文化内涵变迁的其他考古学遗存，包括西城驿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马厂类型、页河子类型及师赵类型的文化因素进行梳理，廓清了齐家文化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采用体质人类学观察及测量研究方法，对陕西旬邑孙家遗址出土战国时期人骨标本的颅面特征和肢骨形态进行综合研究，探讨孙家遗址居民的体质特征及所属人群。孙家遗址居民颅面特征接近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男性与陕西地区的秦人组具有较多相似性，同时可能受到古西北类型居民的影响。男性居民肢骨粗壮，女性居民肢骨较为纤弱，两性股骨形态与秦人组最为接近，推测同为从事农业的人群。
2014年6—9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正定新区—石家庄国际展览中心工程区域的文物遗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编号M49古墓葬为砖室墓,出土青石质墓志一合,为该墓的年代判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墓内还出土铜器、瓷器、陶器等。该墓的发现为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研究增添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在城四家子城址北部墓葬区的抢救性工作中,清理出的两座金代砖室墓,虽未被盗掘过,但墓葬中保留下来的遗迹现象却残缺不全。通过对墓葬细部的观察,发现该类墓葬的一些特别之处,如使用辽代建筑残砖营建,并在使用不久后进行了迁葬,从而对该类墓葬所处的具体时代进行推断。
关于渤海国医师的唯一文献记载见于日本史籍《类聚三代格》,而通过钩稽唐、日本及新罗等东亚地区相关史料进行比较,可以对渤海国的医政制度及医师情况做出如下推测:渤海国医师隶属于太常寺下辖的类似于太医署的机构;渤海国仿效唐朝建立了医学教育和管理体系;中原医籍已传入渤海国并成为医学主流;渤海国遣日使团中的医师主要作用是治疗患病的使团成员,而由于医师数量、医学水平等限制,医师没有成为渤海国遣日使团中的常设职位。
2018年5—12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渤海国时期遗存,开展了专题考古调查。本次调查以渤海上京城为重心,在宁安市境内调查遗址、遗迹72处。鉴于以上遗存中,以往鲜有报道山城址和长城遗迹,故将此两类遗存专门整理,其中包括城墙砬子山城址、重唇河山城址、城子后山城址、岱王山城址、江东边墙和镜泊湖边墙,并对其分布规律及断代问题进行探讨。
2016年8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法库县叶茂台镇东北牲畜交易中心市场施工中破坏的一座辽代石筑单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黄釉瓷壶、白瓷碗、银发钗等文物14件。墓葬结构较为完整,出土文物精美,对于研究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的分布范围、契丹贵族墓葬形制、辽代陶瓷器等有重要价值。
以往学术界认为,成熟的蒸馏酒工艺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元代.2006年,在吉林省大安市发现了一套辽金时期的蒸馏酿酒遗存,从遗存各部件的分解和细化复原来看,已经具备相对成熟的蒸馏酒工艺.结合对近现代工艺的分析,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以大安辽金时期蒸馏酒遗存为代表的工艺,其在我国蒸馏酒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综合中国已有的民族考古学相关实践,以及前人的若干理论认知,从民族考古学的命名、研究目标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基本内涵出发,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解读.基于阐释古代人类文化这一共同目的及"人"和"物"两个层面,认为应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方法及对象综合考虑,并结合人类的特性,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做具体划分.在目前难以确定学科归属的情况下,民族考古学暂时作为一种阐释古代人类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存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将民族学与考古学这两种学科方法综合,并且在这种综合方法的运用中必须以角度和对象的融合为前提.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涵盖行为、社会、观念、心理,自下而上四个层次,但并非互不关联的四个领域.
占卜对西夏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入.西夏成立了专门的星占机构,配备有专职人员.占卜,尤其是星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夏政治走向与军事决策,西夏君臣大多通晓星占,西夏对于不吉星变有"修政"和"修禳"两种应对方式,军事是西夏占卜最常涉及到的内容.通过黑水城文书可以了解到占卜在西夏民众生育、医疗、婚丧、择日、商业、失物寻找等日常生活中有着深刻影响,黑水城出土的占卜文献反映的是西夏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占卜的实际情形.西夏在境内汉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与宋、金等政权的积极交流,吸纳了汉族的占卜文化,但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西夏的占卜文化深受汉族占卜文化的影响,来源较为单一,反映了西夏文化发展从内亚性到中原性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至今,山东地区曾出土了4件片状的扁薄玉琮,出土时均放置或穿戴于墓主手臂部位,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玉琮形制及葬俗.此种扁琮穿臂葬俗是受到良渚文化玉琮及其葬俗的直接影响,抑或也有若干红山文化玉方形器形制方面的间接影响,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在海岱地区杭头等遗址形成,并在海岱地区延续至龙山文化早期.随后西传至今晋南地区的清凉寺及陶寺遗址一带并有所演变.
苏氏家族本是鲜卑拓跋氏的分支,因受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的影响,遂改为汉姓.至北魏末,苏氏家族已成为关中地方汉化豪族.后其家族效力于宇文泰政权,得以跻身关陇贵族集团的行列.因受西魏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苏氏家族开始攀附、伪冒为武功苏氏,以此抬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隋至唐初高祖、太宗二代,苏氏家族仍冠冕不绝、显贵当世.至唐高宗后期,尤其在武周时,苏氏家族虽然开始由武转文,然因受到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变迁的影响,其家族仍不免于衰落的命运.总之,苏瑜墓志和苏孝慈墓志为学界研究北魏至唐初汉化鲜卑家族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和研究价值.
2011年9月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市通州古城东城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的对象包括东城门、东城门瓮城及相邻的三段城墙与两个马面.针对城墙的三种夯土、四类包砖的相对年代进行了分析,据此区分出四个营造期;进而又对四个营造期的绝对年代做了推断;最后,逐一罗列了四个营造期内修的项目,并探讨了成因.
2017年,敖尼哈嘎二号遗址发现于洮南市二龙乡,"金垦灌区现代农业土地整治项目"工程所涉区域的考古区域系统调查中.该遗址采集遗物包括刮削器、尖刃器和砍砸器等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辽金时期的陶罐、盆和粗瓷鸡腿瓶残片,以及篦齿纹、附加堆纹、弦纹陶片和砖瓦建筑用陶.同时采集到1枚完整的小型"山林雁鹿纹"圆形铜镜.这些遗物表明,该遗址曾是一处辽金居住址,并推测遗址或其邻近区域当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