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和氏应来自于史书所载"勿吉"傍之"素和国",非鲜卑檀石槐之支裔,林宝之所以有如此记载,是他将檀石槐联盟中三部之一的鲜卑大人素利误为素和;而且白部与素和氏也没有关系;十六国北朝时期主要活动着三支和氏,分别改自素和氏、来自汝南郡和峤,以及来自河西或西域地区;而与和士开相关的几方墓志,都将其族源与"金山"联系在一起,不论金山是今阿尔泰山还是河西地区,总之和士开一族应该来自于河西或西域地区,正好契合了史载其先为"西域商胡",而非"本姓素和",之所以出现"本姓素和"的原因,是与和士开同僚所说的和士开"素有和氏之庶孽"有关.
八旗制度是清代最基本的军政制度,旗下包含了满、蒙、回、汉、朝鲜、俄罗斯、安南等各族群人众.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旨令将新近归附的回部人众编为内务府正白旗第五甲喇第七佐领,即"回子佐领",成为八旗体系内的一部分.随着回子佐领设置的完善,乾隆朝不仅先后派遣白和卓、刘淳、延强、刘朴四人担任佐领职位,而且在挑补教习、选宫女、额设景山官学生、增设马甲额缺等制度方面予以完善,以期让回子佐领及属众更快地融入内务府八旗体制内.这一设置过程展现出清代八旗制度的多民族属性.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唐龙朔二年(662)尚书省左、右司郎中改名史有"承务""丞务"和"成务"三种不同记载.因行用时间仅有八年,传世文献可资辨别者甚少,加之目前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将原本"成务"校改为"丞务",更使"丞务"一说几成定论.1965年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乾封二年(667)郭(毡)丑勋告》是龙朔二年百官更名之后的唐代官方公文书,原样保存的当时中央三省相关部门的职官称谓和吏员,可与文献记载一一印证.而敦煌写本乾封二年《氾文开告身》及近年出土乾封三年《苑大智告身》等"王言之制",新出薛元超、崔安敬墓志等石刻材料也俱提供了更名期间行用新名的实例,且以抄本和石刻形态确证了相关字形.因此可以断定,此次左、右司郎中改名应为左、右"成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