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学术界围绕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命题,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对乡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学界急需用现代化思维,深入研究乡村文化"是什么"以及未来乡村文化建设"如何做"的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儿童"照顾赤字"日益凸显,家庭照顾功能的显著弱化与国家对托育政策的强烈诉求让"幼有所育"这一崭新民生目标具有时代紧迫性.因此厘清托育服务领域内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探索"幼有所育"的实现路径是对当前"照顾危机"的有效回应.新时代下"幼有所育"的实现需要建构以"国家为主导、家庭为核心、社区为支撑、市场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国家在普惠托育领域内的治理体系,增强国家在普惠托育领域内的治理能力.
和所有的职业焦虑的形成因素一样,期刊从业者的职业焦虑是在其所在的自身职业背景、过程与因素之中凝结、聚合、生长.期刊工作的特定工作环境、技术、规范、流程、现状、前景、社会角色与身份等因素,使得从业者面临不同程度的职业焦虑,一些焦虑症状与现象不仅影响个人,也深刻地影响职业本身,但一时难以去除.期刊领域需要做好从业者职业焦虑的防范工作,大力施展人文关怀,为个人心理释放,为期刊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创造条件.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事务密集繁杂,城市智慧治理的研究视角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技术创新对于治理有着双重效应,在擘画城市蓝图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技术幻象;城市治理结构与技术创新存在互动关系,呈现出"组织吸纳技术"和"技术重塑组织"的演进逻辑;城市发展所表现出的集聚效应在为智慧治理提供场域支撑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基于此,引入TOE框架,进一步构建出城市智慧治理研究的整合框架,可清晰展现当前研究进展,启发未来城市智慧治理研究.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颁布为涉诈资金处置机制的法制化建构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但现行机制存在涉诈资金查控准确性不足、相关主体权利保障不足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立法适用性不足、现有规范在形式方面位阶较低、规范内容存在缺失.涉诈资金处置措施的设定和实施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比例原则,冻结资金的返还应遵循民法上的资金权属与返还请求权优先规则.该机制的完善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涉诈资金处置措施启动条件和解除程序,强化权利主体的程序参与和权利保障,构建科学规范的涉诈资金返还规则.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领域中的重要探索与制度创新,其在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效能.基于村庄案例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存在着三种实践路径:压力应对型党建、回应治理型党建与层级互动型党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在很大程度上为上级党组织嵌入的方式所规定.但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中关键行动者的村支书,其基于不同政治性与治理性责任认知所采取的行为,仍旧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有着重要影响.三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模式表明,走向高度统合的层级互动型党建是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在基层党建中,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注重弹性化嵌入,"统权上移+治权下移"权力配置模式有助于增强党对基层的领导力;另一方面,村支书要提高自身政治性责任认知与治理性责任认知统合度,实现党建与治理双向赋能.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迫切要求,但实际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情境,乡村社会在长期"强政府弱社会"的关系结构中所内生出的"政府干,农民看"的失序范式,致使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未能有效激发,降低了乡村数字治理效力.鉴于此,从农民主体性的视域出发,观照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壁垒的三重样态呈现,折射出数字治理在基层农民群体的矛盾悬浮、内生悬浮与离散悬浮的困境,重塑的内核必须是清淤化疾,瞄准工作落实,通过温度下沉、数字下沉与渠道下沉的齐抓共管,破解乡村数字治理悬浮于农民群体的桎梏,实现乡村数字治理从"云端"走向"基层".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它可以为邻避型矛盾纠纷的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制度基础和实践路径.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来看,目前我国邻避型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存在治理过程方面民主参与不足、需求表达与满足方面政社供需失衡、治理参与主体方面民主覆盖不全等问题.从意识—制度—能力三个角度来挖掘原因,应从增强治理主体的民主意识、完善多维度的民主治理体制机制、畅通多层次的民主沟通渠道、丰富利益补偿方式、提升政府官员的能力素质等方面来寻求解决邻避型矛盾纠纷的对策.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管理服务社会的重要规制工具.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布是一项基本法治原则,也是常识.但是,从实际情况考察,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为什么要公布的问题,现有研究很不够,大众认识很不到位,由此,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布的实际做法不够规范,不知道制发过多少文件、不知道现行有效多少文件、不知道从何获取全部现行有效文件的问题普遍存在.回顾历史并放眼世界,一个基本结论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布的目的在于执行.要立足这一根本目的,全面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布,逐步实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依法授权、统一公布、动态更新、有效管理.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实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金融的数字化和去中心化."两化"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新生事物.两者之间具有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的辩证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两化"符合我国当前的技术经济潜力.新一轮机构改革对"两化"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参与乃至引领全球金融治理和数字治理的需要,从长远看,关系到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能否行稳致远.
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法治化与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从"法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角度审视,乡贤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现实且深刻地影响和形塑着中国乡村的秩序生活.在传统家国治理体系中,乡贤通过德治和礼治将国家权力辐射渗透至地方,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偏离了其运行轨道.因此,必须对传统乡贤治村的角色功能及治理机制进行解析与省思,挖掘传承中华法传统中的优秀制度文化因子,研判其在当下乡村法治工程中可能存在的制度路径与机制活力.时代环境赋予了乡贤新的角色定位,必须将德才兼备、民心咸服的乡村精英纳入到既有乡村党政体系及治理环节中,发挥其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中的带头模范作用.同时要以制度化、法治化、系统化的思维推进传统乡贤村治模式的时代性转化:坚持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统一,形成公正有效的乡贤择选机制,令其进入农村基层党政组织体系或其他经济组织以提升村庄治理的政治组织与建设发展效能;还应在村庄立法、司法解纷、政务推行、法治宣传、监督建议等层面建设系统完备制度,激励乡贤依法广泛参与村庄民主治理,铺垫乡贤治村的民主法治基石,实现传统乡贤文化的德治、自治要素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法治要素的有机融合.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为"一带一路"规划的起草组织者、见证者和推进者,十年来目睹了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沉甸甸的成就,从倡议到实践,从"大写意"到"工笔画",逐步落地生根,共建"一带一路"逆势增长,为推动共建国家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
政府形象是城市无形资产和宝贵资源,在突发事件中政府展现出的形象对于恢复危机后的城市形象有着决定性作用,是构建城市形象最关键的维度.淄博市政府通过快速响应、多部门联动、创新服务等方式,有效地应对了烧烤热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高了城市知名度、吸引了游客消费、展示了城市文化、促进了产业转型,为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目前,因城镇化发展产生了大量"村改居"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尤为突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基于嵌入性理论,结合济南市X社区"村改居"治理的实践,通过实地调研和案例研究,总结"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成功经验,剖析了新的历史起点,"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针对性提出"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之道.研究发现,可以从发挥党建引领"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核心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筑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意识,完善"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后续政策以及提升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治理能力五个维度出发优化"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路径.
数字治理助推行政许可审查机制由独立审查转向协同审查,程序凝练化、数据驱动化、审查协同化是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显性特征.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因顺应整体政府理念下的业务协同趋势、助益提升行政效能、优化行政许可证明责任分配而具备推广适用的正当性.然而作为一项数字治理时代革新行政审批服务的新创举,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运行面临立法支撑不足、协同惰性阻滞、数据短缺与信息共享不畅、责任配置不明等多重困境,为持续推动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趋向高效化,应从适时调整《行政许可法》的审查规范、完善激励机制、夯实数据基础、明确法律责任等方面着手为行政许可协同审查机制的推广适用清障.
政府公报是政府管理服务社会的重要工具,历史极为悠久.政府公报的具体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当前,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日益普及使用,政府公报正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和挑战.一些国家的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取得了初步经验.推进我国政府公报数字化转型,需要立足我国现实,从转变观念入手,通过政策发布数字化转型,实现政府公报的全面数字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美丽数字乡村和培养农民责任意识,进而为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创造良好时代契机.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解决好当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行动意愿不足与农村建设责任淡化等问题,成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议题.在厘定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表征、主要类型基础上,阐释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引入甘肃G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个案,分析其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聚合力与张力,从而得出研究主题的相关结论,为我国建设数字乡村和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参考.
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实践的深度应用,为协商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议题设置、协商主体选择、协商程序展开以及协商结果形成等维度释放出了巨大的价值意蕴.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同时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风险,如爆炸式的议题增长、去中心化导致精英俘获、崇尚数字从而产生算法黑箱以及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对少部分人利益的忽视等.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协商民主既要充分释放技术效能,也要合理规避其潜在风险,需要在议题规范、主体参与、协商程序机制以及共识决策反馈等方面做出动态调整.由此,更好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是领导干部在数字化环境下完成工作任务、提升工作绩效的关键能力,该能力是在公民数字素养技能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职业能力,但其结构、要求又不同于一般的公民数字素养技能.随着经济、社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领导干部数字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内涵、内容不清晰,不仅领导干部个人难以识别、评估自己的数字能力,组织部门在考察、考核和评价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上也缺乏科学的参照标准.基于欧盟公民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数字素养技能参考框架(DLGF)构建的领导干部数字能力体系框架,将领导干部的数字能力分为数字思维、数字决策、数字执行、数字创造、数字安全、数字伦理6 个能力域和23 个具体能力,旨在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了解、识别、评估自己的数字能力,并为相关部门考察、考核和培训领导干部数字能力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