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耕地撂荒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在理论分析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如何影响耕地撂荒的基础上,依托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采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机服务市场发育有助于抑制耕地撂荒,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通过促进机械对人力的替代、农户农业收入的增加和提高耕地流转市场的活跃度来降低耕地撂荒程度;平坦的地形和良好的农机作业道路能够强化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对耕地撂荒的抑制作用,耕地细碎化程度上升则会弱化抑制作用.为有效依托农机服务市场发育遏制耕地撂荒,应建立健全农机服务购买补贴体系,深入开展农机作业道路建设和坡耕地改造,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统筹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历经发展初期、快速发展期、城乡一体化发展期三个阶段,先后重点满足农村居民基础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和提升性需求,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人居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推进.但是,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弱项仍然突出,要素支撑力度有待提升、公众参与度尚需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以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为主攻方向,破除制度围城和机制障碍,统一规划、建设和管护,处理好城市和农村、政府和市场、当前和长远、公平和效率等关系,推动城乡基础设施有差异无差距的一体化格局全面形成,确保农村居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
如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绩效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选取 33 个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技术、组织和环境 3个维度分析多因素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绩效的"联合效应"和"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内部环境开放性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影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可以归纳为环境主导下的技术-组织驱动型、技术-组织主导下的环境驱动型、组织-环境主导下的技术驱动型、技术-组织-环境复合驱动型等 4种模式;实现基层社会治理高创新绩效组态路径之间的条件变量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
基于 900家村镇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存在促进效应;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安全性和成长性具有抑制效应;量化定位监管通过"基层网点扩张"和"人员配置增加"双重机制提升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交易成本增加"是量化定位监管削弱村镇银行成长性的重要机制.金融科技发展能增强量化定位监管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但是对盈利性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家庭专业化分工理论和性别比较优势理论,采用 10 个省份 2014-2020 年 6866 个农村家庭的追踪调查数据和 202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电子商务参与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参与显著缩小了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电子商务参与通过提高工作弹性,帮助女性平衡家务和有薪劳动,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电子商务参与有利于发挥女性服务技能的比较优势,弱化男性体力技能的比较优势,从而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对于家庭性别观念更传统、低技能和中西部地区的女性而言,电子商务参与的作用更为明显,体现出电子商务参与的普惠性和包容性.
新文科建设是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学情基础,需要立体把握其使命目标、前瞻规避其主要风险、深刻领会其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教师应主动担负起引领文科教育的职责,突出政治铸魂、价值引领、文化滋养、实践导向,增强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主性"构建、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人文性"关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牢固性"树立、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示范性"建设的引领.高校思政课必须根据新文科建设使命目标和性质特点,有的放矢开展教学改革,从内容、队伍、技术、渠道等方面实现全融合创新.
基于湘粤地区 528 份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OLS模型,以农户电商认知为中介变量、数字培训为调节变量,系统研究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使用替代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素养能显著提升农户风险控制认知、电商收益认知和可行性认知;电商认知在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意愿和程度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培训在数字素养对农户电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提升乡镇青年公务员的履责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乡镇青年公务员角色特征,提出"多重期望回应"分析框架,并结合田野调查结果,从角色、期望、责任三个维度探究乡镇青年公务员履责困境的具体表现与生成逻辑.结果显示:乡镇青年公务员面临从被动履责到主动担责的角色转换问题,多重角色身份引发期望叠加并造成期望过载问题,以及能力有限与责任超限博弈最终导致履责艰难问题.履责困境的生成逻辑在于乡镇环境使乡镇青年公务员的期望回应成为必然选择,而乡镇青年公务员的有限注意力进一步限制了其履责能力.
借鉴新内生发展理论,围绕技术赋能、激活资源、形塑主体、治理变革四个维度阐释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并以此观照与揭示当前乡村数字化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数字技术嵌入鸿沟、"资源下乡"效率低下、数字排斥与农民缺场、"数字逻辑"与"乡土逻辑"冲突等.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应夯实数字技术基础,加大"数字下乡"支持力度;优化资源数字化结构,提高"资源下乡"效率;健全数字教育体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包容,加快乡村数字治理变革.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持续扩大,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呈现出非典型特征.从理论机制分析,当前小农经济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人地关系的异化,阻滞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成为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障碍.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 1978-2018年全国 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小农经济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立足新发展阶段,应重塑农村集体产权结构,通过农民集体发展适度农业规模经营,改变人地捆绑的束缚关系,以此改造小农经济推动二元经济结构顺利转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清除障碍.
基于全国 10个省份 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1072家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并探讨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禀赋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家庭禀赋各要素的劳动力数量、健康水平、家庭收入结构、地势特征和社会参与均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正向作用,而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价值感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自然资本的农地规模、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秸秆综合利用的影响中有负向调节作用.
推进农产品供应链整合是畅通农业双循环、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衡、建立长期稳定农商关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全渠道零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业企业引入线上线下渠道相融合的全渠道模式,推动实施全渠道模式下的农产品供应链整合.
从社会互动视角,基于江西省 800个样本对农村居民网购行为的驱动力进行考察发现:线上、线下社会互动均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网购参与和网购程度,且线上社会互动的作用大于线下,经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分组剖析其异质性,发现在年龄更大、村庄宽带入户率更低的农村居民中,线上社会互动对其网购程度影响更明显,年龄更大的农村居民中,线下社会互动对其网购参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年龄更小的农村居民中,线下社会互动对其网购程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线上社会互动对村庄宽带入户率低的农村居民网购参与的影响更突出.信息认知和社会规范在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网购行为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以 2012-2020 年A股上市的 209 家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绩效有负向影响;引入企业股权制衡度作为调节交互项后,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对其经济绩效的负向影响.因此,政府应适当运用补贴等政策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并针对不同股权分布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以缓解财政压力;企业应建立与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克服股权分散而导致的决策成本和管理成本过高问题,以应对日益严苛的环境规制.
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运用IV-Tobit模型,从代际支持视角重新审视子女外出对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不控制内生性将会低估这一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子女外出对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存在子代生活照料缺失的劳动力替代效应、代际经济支持净值的收入效应和父代隔代照料的农业生产挤出效应,其中劳动力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受"责任伦理"的影响,子女外出会显著增加代际经济资源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家庭中老人的农业劳动供给.因此,需深刻认识到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体系的冲击,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倡导创建平衡的代际关系.
基于MOA理论构建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湖南省368份村民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动机、机会、能力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益感知、外部压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观能力、客观能力等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一因素并不构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是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多种并发形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四种组态,即动机-能力型、动机-机会型、机会-能力型、动机-机会-能力型.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跨区域全面深化合作的战略行动需要,从粮食经济的微观主体、中观产业和区域总体等多维度构建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空间关联且具有典型市场与资源禀赋差异的湘粤两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处于系统测试的低水平阶段,区域粮食经济的三维行为具有市场高效率竞争和高能量释放的潜质特征;市场经济体制下粮食经济系统"三维"主体行为对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湘粤两省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具有区域行为的趋同性,也有区域行为的差异性,表明湘粤两省具有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因此,要实现跨区域粮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跨区域市场主体行为竞争,拓展粮食产业的区域合作空间,推进跨区域粮食全产业链建设,增强跨区域系统结构行为协同.
返乡农民工的独立创业与合伙创业在创业绩效方面会不会存在明显差异呢?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调研获得的828个样本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返乡农民工不同创业组织形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相对于合伙创业,返乡农民工独立创业的创业绩效明显更好.通过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和采用条件混合估计方法(CMP)进行估计后发现,独立创业的返乡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创业绩效,更倾向于选择低门槛的业态进行创业.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