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以来,国家资源输入乡村为脱贫地区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然而,在项目资源下乡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着组织成本较高的协调任务,却缺乏与任务相匹配的治理资源,由此形成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资源适配困境.在甘肃省宁县平定村,村"两委"在推进任务和项目过程中,为确保村级整体任务如期推进,将农村低保资格挪用于解决"钉子户"问题.这种挪用是一种平衡策略,但破坏了社会救助政策的公平原则,本文将其概括为"平衡替代公平".围绕这一现象,本文呈现了现象背后的行动逻辑,以及结构性的压力体制、操作性的资源协调、文化性的无讼伦理如何共同塑造了这类行动逻辑.平衡替代公平的运作,客观上暂时舒缓了治理资源与治理任务之间的张力,但却衍生出新的治理风险,其深层逻辑是项目资源下乡与具有整体性治理特征的乡村治理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重视村级治理资源与治理任务的适应性和匹配度.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2017年和2019年的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户工商业生产经营投资有促进作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增加农户的融资规模、提高农户的信息互动水平来促进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工商业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经营和低人力资本农户的工商业生产经营投资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受传统金融服务的影响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传统金融服务基础能够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投资.本文研究对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组织既面临多中心工作格局的治理情境与问责制度革新,也面临地方性治理诉求的调整.组织环境与外在约束的变化,要求乡村组织主动进行制度化调适和有效回应,以促进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对"镇村工作一体化"机制创新的研究发现,乡村组织以组织架构的制度化调适为抓手,通过制度赋能(构建镇村工作共同体)的方式,以治理责任重塑为核心,实现主体赋能、治理赋能与程序赋能等多维赋能,从而促进治理资源与治理诉求的精准匹配,助推乡村善治.作为一种积极取向的治理机制,"镇村工作共同体"对于治理有效的促进彰显了乡村组织的韧性与自主性,体现出其"尽责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通过多维赋能重塑乡村组织的治理责任并建构尽责式治理机制.这是乡村治理未来发展的一项核心议题.
数字经济不仅推动了就业市场上信息的充分流通,而且对原有工作岗位形成冲击,正展现出对农民工就业愈发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农民工就业.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宽带中国"政策试点使农民工就业率提高了 1.78％;第二,数字经济对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机制包括增进就业信息获取和催生新的工作岗位;第四,数字经济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但这种提高仅仅表现为收入水平的提升,农民工工作强度反而有所增加.本文结论对政府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就业和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参考意义.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挥着分散农业风险、补偿受损农民经济损失的风险保障功能.本文基于2002-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动态静态面板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等,基于农民视角实证考察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显著增进了农民福利水平;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对农民具有一定的福利改善作用,这主要通过灾前保费支出效应实现——人均保费支出的农民福利改进效应显著,虽然在短期内增强了农民福利波动,但长期看改善了农民福利水平;随着农民福利水平的上升,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福利改善效应逐渐减弱;灾后保险赔付的福利效应尚未体现,这是由农业保险赔付效率不高造成的.
